1978年10月的一天傍晚,北京落了場細雨。電話鈴聲在陶鑄故居里驟然響起,曾志接起話筒,激動得聲音都抖了:“老楊到北京了!”
聽見這句話,正在外單位加班的陶斯亮放下手頭文件,蹬上自行車就往家趕。車輪飛轉,她想起十四年前的那個夏天——1964年,自己第一次做東請“楊叔叔”來廣州時,曾鬧出的笑話。
當時她23歲,剛從上海回穗療養。父親陶鑄忽然說:“把老楊請來聚聚。”一句話勾起她滿腔熱情。為了讓老人舒服,她悄悄訂下新落成的珠江賓館套房——那可是廣州最時髦的地方。
楊順清下火車,腳上還是那雙洗得發白的解放鞋,拎著個舊布包。陶斯亮先拉他去吃了牛雜,再把人送進鋪著綢面床單的客房。房門一關,她心想:總算盡了孝心。
![]()
晚飯時,家里卻傳來“雷霆”:曾志聽說楊順清住進豪華賓館,當場就急了:“你真不懂事!楊叔叔是自家人,住什么賓館?快去接回來!”一句話把女兒噎得說不出聲。
母女倆連夜趕到賓館。曾志推門就進,見老楊正把洗好的舊襯衣掛在椅背上。她幾句話勸下了老人,執意把他帶回家。臨走時,她低聲對女兒說:“人講排場,他可不自在。”
回到家,陶鑄握住老楊那雙布滿老繭的手:“你還是老樣子,革命本色一點沒變。”幾句寒暄后,他交代閨女:“明兒帶你楊叔叔去照張相,留個念想。”照相館里,師傅隨口問關系,陶斯亮脫口而出:“父女。”
攝影師愣了愣。可在她心里,確實如此。這個身份形成于更早的戰火歲月。
1943年春,延安窯洞里,34歲的楊順清接過兩歲的陶斯亮,肩膀一沉,心里卻亮堂。他是貴州清鎮的苗族漢子,參加過長征,傷殘歸來,被安排在后方。
![]()
延安日子拮據,他忍著右腿舊傷,一大早排隊領糧,順手撿來雞蛋煮給小丫頭補身子。她貪吃,他索性在窯后開墾一壟地,種西紅柿、南瓜。孩子一笑,他一天的苦都不算什么。
1945年夏,中央命陶鑄、曾志南下敵后。曾志向毛主席爭取隨行后,把女兒塞進老楊懷里:“回不來,你把孩子帶大!”邊說邊掉淚。老楊敬禮,憨聲回應:“保證完成任務!”
第二年春天,他踐行誓言。一頭灰驢,一只竹籃,五歲的陶斯亮被安穩地安進去。風餐露宿,悶罐車上孩子哭,他扛起小家當跳車步行;張家口到煙臺,再轉朝鮮,最后趕到吉林白城子。粗略一算,這位傷殘兵又走完了另一段“萬里長征”。
到白城子的清晨,陶鑄因勞累咳血,依門遠望。看到老楊拖著傷腿領著女兒出現,他險些熱淚奪眶。那一握手,力道顫抖卻真切。
![]()
新中國成立后,陶家南下,老楊送娃到廣西后,本可留下享清福。他卻掛心家鄉,返回貴州,在地方部隊、幼兒園和公園里當管理員。日子清苦,卻常給“干閨女”寄來白繡邊布鞋。
1964年的賓館風波,于陶斯亮是一次深刻的提醒:老一輩革命者最看重的不是物質,而是情分和本色。自那以后,她每年都要寫信,逢年過節準時寄去補貼。
回到1978年。門開處,69歲的楊順清雙手顫顫,腰椎微曲,卻仍笑得像春天的太陽。他拍拍懷里的挎包:“亮亮,我給你帶了家鄉的糍粑。”米香伴著他身上的草煙味,讓客廳一下子變得像舊日窯洞。
1985年夏,老人因闌尾突發炎癥進京看病。手術臺旁,陶斯亮寸步不離。護士勸她回辦公室,她擺擺手:“人家年輕時替我擋槍林彈雨,如今我陪個床,值。”
出院后,陶斯亮把他接回家中。老人最愛坐陽臺,曬著太陽,慢慢抿茶。有時他拍拍膝蓋,讓幾個外孫圍坐給他們講長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孩子問“外曾爺爺,那路多長?”他瞇起眼:“從貴州走到北方,再走回貴州,反正—直比咱門前這條胡同長得多。”
![]()
1989年深冬,母女倆赴南方路過貴陽,特地拐進清鎮。醫院里,楊順清已是消瘦如柴。可他整理軍帽,一步一頓迎了出來,仍是一口一個“首長”,依舊的堅毅與質樸。
告別那天,他杵著拐杖,把人一直送到路口。夜色里,老人身影被路燈拉得細長,微微顫抖。汽車開動,車窗上,陶斯亮的淚光被路燈映得閃閃。
1992年盛夏,83歲的楊順清走了。老伴在院子里給他披上當年那件洗得發白的軍裝,說這是他最喜歡的。遺像用的,正是1964年在廣州拍的那張“父女照”。
2010年,陶斯亮忍著膝傷,到清鎮小山坡參加遷墳。石碑立好,她輕撫那四個字——“恩重如山”。呼嘯的山風卷起落葉,也拂動那張已經被歲月磨去光澤的黑白照片,老人依舊笑得溫和。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