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突然發來封急電：如南下作戰，恐引英美干預

1949年2月14日凌晨，冀中平原上仍飄著薄霧，西柏坡的辦公小院里一盞煤油燈亮到天明。警衛員遞上剛譯出的加密電報，譯稿只有短短幾頁，卻讓屋子里的空氣一下子凝滯。

電報來自莫斯科，署名斯大林，大意是“倘若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英美勢必插手，最好停火談判，維持長江為界，以免局面失控”。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偏偏寫得十分直接。

此刻的戰場態勢與一年之前已截然不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結束，國民黨精銳被打碎，只剩下長江天塹作最后屏障。百萬解放軍沿河北、河南迅速集結，后勤線在冰雪里一路南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都清楚，真正的決勝關頭到了。

然而來自外部的勸阻一波接一波。早在1948年12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發回“未經證實的報告”，稱蘇聯駐華使館對“北南分治”持開放態度。言外之意，美蘇都不想看見一個完全統一且傾向任何一方的中國。

米高揚1月初秘密抵達西柏坡，帶來同樣的口信。屋內短暫停電，他借著手電筒說了一句：“莫斯科擔心你們打得太快，引來另一場世界大戰。”周恩來面無表情，只回了兩個字：“記錄。”之后再無多談。對話不過數秒，卻已寫滿雙方立場。

其實，從延安時期起，蘇共對中共軍事能力的評估就偏向保守。斯大林篤信“持久對峙”更安全：北方維持共產黨政權，南方保留國民黨，彼此牽制，美軍難以抽身去歐洲。說白了，這是大國博弈盤上的一顆棋子。

與蘇聯態度相呼應的，是華盛頓的算盤。美國國務院連發電文，建議蔣介石“務必把談判誘餌拋出去”，以時間換空間，等待長江漲水、部隊調整，再作一博。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引退，代理總統李宗仁急忙張羅“和平方案”，其核心就是“共存兩府”。

表面談判，暗中備戰，南京政府清楚得很：只要拖過春汛，江面寬闊炮船密布，解放軍再想過江就難了。陳誠在臺灣緊鑼密鼓重整海空力量，蔣經國到處籌餉。南京、上海、小港口，船只與汽油都被集中南運。

對于這些動向，中共中央不缺情報。2月下旬召開的前委會議上，林彪、劉伯承、鄧小平陸續發來電報，均認為“敵軍士氣渙散，長江防御未成體系，應迅速發起進攻”。也有人提出顧慮：如果真如蘇、美所說引來外軍登陸怎么辦？毛澤東只說了一句：“這種膽子他們未必有，這一步我們必須走。”

4月1日，南京代表團抵達北平進行第二輪和談。周恩來遞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列出懲辦戰犯、改編殘軍等十數條硬指標。對方一閱便皺眉——完全接受就等于自動繳械。會談陷入僵局，蔣介石以電報遙控：“能拖則拖，絕不簽字。”

4月15日午夜，長江北岸的集結進入最后倒計時。第35軍渡江船只、工兵器材全部到位，軍號被白布裹好，只有暗號，一聲口哨就是倒計時。有人問：“真不擔心英美干涉？”前線指揮員淡淡地答：“讓他們試試。”

4月20日22時，總攻令下達。炮火照亮江面，近岸國民黨柵欄被迅速撕開。首批突擊艇僅用兩分鐘就抵達南岸，一紅一白兩盞信號燈閃動，后續船只如潮水般跟進。一天之內，突破口擴張到百里，南京、鎮江、蕪湖要塞同時震動。

西方觀察員沒料到戰事會這樣迅猛。英國駐滬武官在日記里寫：“所謂長江防線，其實只是一層油紙。”美國太平洋艦隊沒有任何實質性動作，國務院發言人甚至解釋：“中國局勢屬于內政，美國不便介入。”所謂武裝干預不過是紙上談兵。

斯大林的預測全盤落空。等莫斯科再收到消息，解放軍已兵臨上海；5月底，東南沿海數省相繼解放。為什么會出現判斷失誤？一方面，他仍舊以1930年代紅軍困境來衡量解放軍戰力；另一方面，核壟斷與歐洲壓力讓他無心東顧。顧慮重重之下，便選擇了一條最保險卻最脫離事實的建議——勸中共停在長江。

而英美同樣失策。美國國務院原本寄望“長江為界”能保住遠東橋頭堡，卻沒想到國民黨守軍根基動搖得如此之快。后期的軍事援助只是補丁，難以挽回整體頹勢。

百萬人馬橫渡長江，不僅終結了“南北分治”的設想，也打破了外界對中國命運的臆斷。大國干預的影子此后仍在，但卻難以再左右戰場走向。渡江戰役后，解放軍以每日百余公里的速度南追，7月廣州門戶洞開，10月深圳河畔國旗升起，全國統一成為時間問題。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在臺北一度對幕僚感嘆：“若當年再給我半年，也許還有回旋。”事后諸葛并無價值。當年2月那封急電留在檔案里，紙張早已泛黃，卻見證了一場被忽視的心理戰：外部壓力、內部決斷、戰場現實，三股力量此消彼長，最終由槍炮來裁決。

斯大林顧慮的不僅是長江，也是自己的歐洲防線；美國擔心的不是和平，而是利益分配；而中國共產黨人在意的，始終是一件事——誰來掌握這片土地的主導權。歷史就此改寫，再無人能把長江當作分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