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武器洪流涌入緬甸，西方一聲不吭，坐視軍政府鎮(zhèn)壓抵抗力量

緬甸戰(zhàn)火五年：陷入僵局的抵抗政府

自2021年緬甸軍方發(fā)動政變奪取政權以來，該國最主要的反對派力量——民族團結政府，一直難以對軍政府形成持久且有效的抵抗。面對民眾支持率的下滑、國際社會援助的匱乏以及自身資源的極度短缺，民族團結政府正面臨著一個日益難以逾越的鴻溝。

無盡的一天

對于緬甸而言，和平似乎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奢望。自1948年獨立以來，這個國家鮮少享受過真正的安寧。無處不在的緬甸國防軍——即緬甸軍方——幾十年來一直在鎮(zhèn)壓任何試圖建立民主制度的嘗試。盡管昂山素季在2010年代通過高超的政治手腕一度挫敗了軍方的控制，但在2021年，軍政府徹底扼殺了這位“仰光夫人”的政治藍圖，并通過武力重新奪回了最高權力。自那場政變以來，軍方對緬甸其他政治力量的霸權統治，幾乎未遭到實質性的挑戰(zhàn)。

在政變后的幾個月里，只有一個機構真正脫穎而出。民族團結政府匯聚了跨黨派的力量，以捍衛(wèi)被軍政府激怒的公民的民主意愿為己任而崛起。東南亞問題專家、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亞洲中心前研究員蘇菲·布瓦索·迪羅謝指出：“民族團結政府最初的成功在于它團結并凝聚了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和支離破碎的反對派，它確實具體化了書寫緬甸歷史新篇章的意愿。”然而五年過去了，民族團結政府卻難以將最初的希望轉化為現實，也未能對緬甸的局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民眾支持

民族團結政府之所以在成立之初能夠激起緬甸民眾的民主理想，是因為它“由當選議員提名，因此具備民主合法性”，常駐仰光的獨立分析師阿德里安·羅維爾解釋道。“另一個給人帶來希望的因素是其顯而易見的多民族、多宗教維度。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少數民族成員獲得了相對重要的職位。”

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民族團結政府正面臨著來自其早期支持者越來越多的批評。作為這種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的傳聲筒，包括《支點》、《伊洛瓦底》和《外交官》在內的多家緬甸本土及專注于東南亞的媒體，都報道了激進派基礎力量的疲軟。這一“影子政府”已經“失去了影響力，一方面是因為其核心成員當時主要身處海外，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在構建清晰易懂的溝通機制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阿德里安·羅維爾指出。此外，內部腐敗的傳聞以及“實地缺乏可見成果”的現狀，都進一步“削弱了其合法性”。

后果是什么？一些曾經最支持民族團結政府的聲音最終選擇了公開批評。作為“春季革命”——即2021年為抗議政變而爆發(fā)的親民主示威活動——的領軍人物，泰扎桑于2025年7月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fā)聲。這位醫(yī)生出身的活動家強調：“民族團結政府這一革命政府缺乏足夠的領導能力，無法帶領人民的春季革命實現最終目標。”

他還指出，與民族團結政府成立初期相比，民眾的支持率已有所下降，盡管他認為目前的水平仍“足以實現革命目標”。在他多年來向政府反饋的眾多意見中，革命軍事層面的缺失被視為一個慘痛的失敗。“民族團結政府原本有機會系統地構建和組織戰(zhàn)斗力量。它未能充分利用這一契機。”

分散的武裝力量

面對緬甸國防軍，緬甸的抵抗力量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軍事集團。恰恰相反，正如這個國家本身一樣，反軍政府的武裝部隊分裂成無數個團體和派系。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是主要的軍事反對力量之一。這些武裝組織在政變前很久就已存在，有些甚至誕生于1940年代國家爭取獨立的時期。相比之下，2021年軍方奪權后成立的人民保衛(wèi)軍則是另一個主要參與者，資歷尚淺。

“民族團結政府曾夢想成為一個泛緬甸政府，統轄新成立的人民保衛(wèi)軍和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地方武裝，但必須承認，它未能將這一藍圖變?yōu)楝F實”，阿德里安·羅維爾總結道。

事實上，盡管自2021年以來少數民族地方武裝與人民保衛(wèi)軍開展了一些聯合軍事行動，但部分少數民族武裝團體仍難以完全認同民族團結政府的國家方案。專門研究東南亞大陸及緬甸歷史的歷史學家雅克·萊德指出，這些自治機構雖然反對軍政府的威權統治，但“始終將其在自身領土上的利益置于首位，而非其他”。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稱，民族團結政府無力“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戰(zhàn)略”，更加劇了這一現狀。

“我們距離抵抗武裝力量的統一還很遙遠。無論是技術條件還是政治條件，目前都不具備。而且可以推測，新政府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這種情況發(fā)生”，蘇菲·布瓦索·迪羅謝分析道。理由很充分：軍政府通過在2025年12月底至2026年1月底期間舉行的虛假選舉鞏固了霸權，并依靠強有力的盟友不斷收緊對抵抗力量的包圍圈。這種外部援助讓面對軍政權日益增長的武庫而顯得孤立無援的民族團結政府，其行動能力日益受限。

根據聯合國緬甸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的數據，在2021年至2023年間，緬甸已獲得價值近10億美元的武器。

“對俄羅斯而言，內戰(zhàn)是一門好生意”，這位政治學家補充道。“該國是軍政府最大的武器供應國，而緬甸進口石油的90%也來自俄羅斯。軍政府首腦敏昂萊訪問莫斯科時，受到了高規(guī)格接待。”克里姆林宮最近甚至宣布與緬甸政權簽署了一項為期五年的新軍事合作條約。

這些獨裁盟友保證了緬甸國防軍在后勤和軍事上的優(yōu)勢。根據特別報告員的說法，“戰(zhàn)斗機、先進導彈系統、偵察及攻擊無人機以及戰(zhàn)斗機和攻擊直升機的零部件”均由俄羅斯提供，軍政府借此確保了空中優(yōu)勢，而抵抗組織和民族團結政府至今未找到破解之道。所有這一切，都發(fā)生在這個混亂世界中西方令人困惑的沉默之下。

“緬甸人民需要暴力立即停止，人權得到尊重，包容性的政治進程得以啟動，以及不受阻礙的人道主義準入得到保障。”2026年1月31日，歐盟用這樣的措辭描述緬甸局勢。然而在言辭之外，當西方忙于遏制其認為更直接的威脅時，對民族團結政府或抵抗力量的援助幾乎不存在。

上，僅停留在宣言層面。事實上，幾個歐洲國家駐緬甸的大使館（如丹麥或芬蘭）將在今年年底前關閉。這對抵抗運動來說絕非好信號”，蘇菲·布瓦索·迪羅謝評價道。

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掌權并未讓情況好轉。由第47任總統政府決定的凍結人道主義援助，“對緬甸社會造成了沉重打擊，間接上也打擊了負責管理部分援助的民族團結政府”，蘇菲·布瓦索·迪羅謝認為。2025年11月，華盛頓宣布撤銷緬甸流亡者的臨時保護身份。理由是這個亞洲國家的條件，首先是宣布舉行“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已不再阻礙“原籍緬甸的外國人安全返回”。

民族團結政府在國際上發(fā)聲的困難、笨拙的溝通以及作為一個日益老化的組織缺乏內部重組，無疑是值得指責的因素。但民族團結政府所面臨的主要障礙，似乎往往超出了它的控制范圍。

阿德里安·羅維爾強調，必須“承認民族團結政府使命的艱巨性。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必須在主要依靠眾籌資金的情況下，從零開始重建某種國家機器。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被追捕的政府。其官員無人能公開露面，他們的銀行賬戶被接連凍結。實際上，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行動杠桿極其有限。”

在泰緬邊境的密林深處，一場暴雨剛剛沖刷過臨時搭建的營地，空氣中彌漫著潮濕的泥土味和未散的硝煙。年輕的防衛(wèi)軍戰(zhàn)士正借著微弱的光線擦拭手中并不先進的步槍，而在幾千公里外的西方都市，關于制裁與援助的辯論或許正因咖啡變涼而暫停。這不僅是地理上的距離，更是理想主義與地緣政治現實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當大國博弈的棋子落定，那些在這五年中失去親人、流離失所的普通緬甸人，依然要在被遺忘的角落里，獨自面對漫長的黑夜與未知的黎明。或許，對于這片土地而言，真正的“春天”不在于某個政府的更迭，而在于何時能讓一個孩子在不被戰(zhàn)機轟鳴驚醒的清晨，安穩(wěn)地讀完一頁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