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9月9日，南京。
那是中央軍校的大禮堂，此時的氣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來。
這本該是載入史冊的高光瞬間。
何應欽作為中方的代表，筆直地立在那兒，對面站著的，是侵華日軍的總頭目岡村寧次。
按規矩講，這是屬于勝利者的審判臺，是中華民族在黑暗中摸索了整整十四年，終于把腰桿子挺直的時刻。
可偏偏，現場卻冒出了極為刺眼的一幕。
就在岡村寧次遞交投降書，身子微微前傾的時候，何應欽竟然臉上堆著笑，起身后不僅雙手去接，還回敬了一個九十度的標準鞠躬禮。
這場面一出，底下的人眼珠子差點沒瞪出來。
坐在觀禮席上的美國軍官當場就吹起了口哨，那聲音里滿是嘲諷和不可思議。
連盟友都看不下去了：面對在這個國家制造了千萬冤魂的屠夫，你堂堂一個“總司令”，膝蓋是不是軟得太快了點？
這事兒往小了說是不懂禮數，往大了說，其實透著何應欽一輩子的生存邏輯——圓滑世故，精于算計，誰也不想得罪。
但也恰恰是這套所謂的“聰明”，讓他最后活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在國民黨那邊，蔣介石對他恨得牙癢癢；在共產黨這邊，毛主席更是把話說絕了：“戰犯名單里誰都能特赦，唯獨何應欽不行”。
一個人能混到國軍總司令的位置，在軍界坐著第四把交椅，地位僅次于蔣、馮、閻，最后卻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他手里的一把王炸究竟是怎么打爛的？
仔細翻翻舊賬，這背后有三次關鍵抉擇，他自以為算得“精明”，結果全是昏招。
頭一筆賬，壞在了“站隊”上。
原本，何應欽跟蔣介石的關系，那是鐵得穿一條褲子。
倆人在日本留學時就是校友，蔣介石還得算是個學長。
在異國他鄉那會兒，兩人好得跟親兄弟似的。
后來老蔣創辦黃埔軍校，腦子里蹦出的頭一個人選就是何應欽，直接把副總教官的帽子扣他頭上，還給了個少將頭銜。
在黃埔，兩人一人帶一個團，何應欽帶著第一教團在北伐戰場上那是威風八面，甚至在關鍵時刻救過蔣介石的命。
這會兒的何應欽，在蔣介石心里，那就是心腹中的心腹，兄弟中的兄弟。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何應欽，跟著這樣的大哥，該怎么干？
那肯定是把命都交給他。
可何應欽偏不。
他骨子里就是個把政治當生意做的投機客。
1927年，風向變了。
桂系的李宗仁和西北軍的馮玉祥聯手逼宮，非要蔣介石下野不可。
國民黨高層開會，議題就是“要不要開除蔣介石”。
會上，蔣介石在那兒據理力爭，眼神一次次往何應欽身上飄。
老蔣心里的算盤是：只要何應欽這個手里握著槍桿子的親信吼一嗓子，這幫軍閥誰敢動真格的？
結果呢？
何應欽像尊泥菩薩似的坐在那兒，眼皮都不抬一下，愣是一聲不吭。
整個會場靜得嚇人。
蔣介石的心，在那一刻徹底涼透了。
何應欽當時的算盤珠子是這么撥的：老蔣這次怕是懸了，李宗仁他們勢頭太猛。
我要是硬挺蔣介石，搞不好連我也得跟著倒霉。
反過來說，要是蔣介石倒臺了，我作為黃埔系的二號人物，是不是就能順理成章地接班？
據說，他私底下甚至都已經跟桂系的人眉來眼去了。
這就是典型的“商人心態”——只想止損，甚至還想著抄底。
沒了臺階下的蔣介石，只能被迫下野。
臨走前，他深深地剜了何應欽一眼。
這個梁子，算是徹底結下了。
讓何應欽沒想到的是，蔣介石的政治命硬得很。
沒過多久，老蔣就東山再起了。
回來的頭一件事，就是秋后算賬。
蔣介石二話不說，直接擼掉了何應欽所有的實權。
雖然后來有人說情，給了個參謀長的空銜，但信任這東西，就像一張揉皺了的白紙，再怎么撫也平不回去了。
打那以后，蔣介石對何應欽，只剩利用，再無信任。
第二筆賬，壞在了“野心”上。
如果說1927年的沉默只是讓蔣介石寒了心，那1936年的西安事變，何應欽的舉動就是讓蔣介石動了殺機。
那會兒是蔣介石最倒霉的時候，被張學良、楊虎城扣在了西安，命懸一線。
南京那邊早就亂成了一鍋粥。
宋美齡急得團團轉，主張談判贖人；何應欽卻跳得比誰都高，咬死了要“討伐”。
不光要打，還得往死里打。
何應欽調集大軍逼近西安，甚至放話要派轟炸機去把西安城給炸平了。
這話聽著像是為了維護中央威信，可你要細琢磨，背后的邏輯全是黑的。
當年的炸彈可沒長眼睛，這一通亂炸下去，誰能分得清哪個是張學良，哪個是蔣介石？
何應欽心里的鬼主意其實很陰損：趁著這個亂勁兒，名正言順地把西安炸個稀巴爛。
要是蔣介石被“誤炸”死了，或者張學良狗急跳墻把老蔣殺了，那國民黨以后誰說了算？
自然是他這個主張“平叛”的何總司令。
這是一場豪賭。
他賭的就是蔣介石回不來。
可偏偏他又賭輸了。
經過各方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毫發無損地回到了南京。
看著在機場假惺惺來迎接的何應欽，蔣介石臉上不動聲色，心里恐怕早就把這人的名字在生死簿上畫了無數個叉。
之所以沒動手，純粹是因為何應欽在黃埔系里根基太深，還有點利用價值，不能輕易動。
但從此往后，“看不起他”這四個字，基本成了蔣介石對他的定評。
第三筆賬，壞在了“骨氣”上。
要是說得罪蔣介石只是讓他仕途受阻，那得罪全中國老百姓，才是讓他身敗名裂的根本原因。
何應欽這人，骨頭是軟的，尤其是面對日本人的時候。
早年的留日經歷，讓他對日本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敬畏，甚至可以說是諂媚。
北伐那會兒，他作為“四一二”慘案的急先鋒，對外唯唯諾諾，對內卻是心狠手辣。
帶兵圍剿紅軍的時候，手段殘忍至極，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和無辜百姓的血。
這也是為什么到了解放戰爭后期，大批國軍將領投誠，毛主席都表示歡迎，唯獨提到何應欽時，毛主席的態度硬得像塊鐵：除了這個人，誰都可以談。
而在抗日這件大是大非的事上，何應欽的表現更是讓人齒冷。
1935年，他代表國民政府跟日本簽了個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這協定簽的是什么？
那是把河北的軍事、政治控制權雙手奉上。
軍隊撤走，抗日活動全禁。
說白了，就是把華北的主權賣給了日本人。
當時全國老百姓罵他是賣國賊，他卻不當回事。
在他看來，這叫“保存實力”，叫“忍辱負重”。
直到1945年的受降儀式，那個荒唐透頂的鞠躬，徹底把他的底色給暴露了。
在日本人面前，他的腰桿子永遠挺不直。
他自以為這是“禮儀”，是“風度”。
但他忘了，他背后站著的是一個被侵略了十四年、犧牲了三千多萬軍民的戰勝國。
那個美國軍官的口哨聲，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何應欽臉上，也抽在國民政府的臉上。
晚年的何應欽，結局也就那樣了。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他跟著灰溜溜地逃到了臺灣。
在那個小島上，他徹底成了邊緣人物。
蔣介石用實際行動踐行了當年的“看不起”——給了他一堆好聽的虛職，把他高高掛起，實際上根本懶得正眼瞧他。
何應欽也知道自己招人嫌，于是整天閉門不出，對外宣稱“不問政治”。
1990年，這個曾經權傾一時、野心勃勃的國軍上將，在寂寥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回頭看他這輩子，何應欽似乎總在算計：蔣介石危難時，他算計著取而代之；國家危難時，他算計著怎么討好強敵保全實力。
他自以為是個高明的棋手，步步為營。
殊不知，在真正的歷史洪流面前，這種沒有家國大義、只有私利算計的小聰明，不僅讓他輸掉了對手的尊重，輸掉了領袖的信任，最后連身后的名聲也輸了個精光。
堂堂總司令，最后活成了一個笑話，這或許就是歷史對他最公正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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