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選觀察之一：高市早苗為何在“并非有利時機”下解散？

2026年2月23日，高市早苗正式宣布解散眾議院，啟動重新大選。若從一般政治經驗判斷，這并不是一個“適合解散”的時間點。
一方面，自民黨內部長期遺留的“政治黑金”問題與統一教會相關爭議仍未徹底平息，圍繞執政聯盟構成的黨內分歧反而有所加劇；另一方面，自民黨整體支持率處于近年來的相對低位。按常理推斷，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貿然解散，風險遠大于收益。
但若從制度結構與權力布局的角度觀察，這次解散卻帶有相當強的“戰略必然性”。

參議院結構的“時間鎖”，迫使高市押注眾議院
在當前新組建的自民黨—維新執政框架下，參議院僅勉強維持過半，自民黨與維新會的聯合陣營甚至難以確保穩定多數。而參議院已于2025年完成改選，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至少到2031年前后，執政陣營通過參議院選舉實現“安定多數”的可能性極為有限。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高市政權如果不能在眾議院層面取得絕對多數或穩定多數，那么在未來數年內，執政陣營將在國會制衡結構中長期處于被動狀態，幾乎所有重大政策都會面臨掣肘。對于一個剛剛上臺、尚未建立黨內權威的首相而言，這種結構性約束幾乎是致命的。
在這種背景下，通過解散眾議院、重塑下院力量結構，反而成為高市政權得以延續的“必要選項”，而非“冒險舉動”。
黨內權力基礎薄弱，只能借“民意”反向整合自民黨
從黨內政治生態來看，高市早苗并未在自民黨內部形成穩固的權力根基。
她在黨內高層中的人望有限；而在派閥體系解體之后，她又缺乏能夠持續動員資源的核心派閥支持。換言之，她既沒有“人望型基礎”，也沒有“派閥型基礎”。
在這種條件下，唯一能夠迅速建立權威的方式，就是通過解散大選直接訴諸選民，以“民意授權”反向整合黨內力量。這在日本政治史上并不罕見：首相通過大選勝利，將選舉結果轉化為黨內話語權。
因此，此次解散并不僅是對在野黨的政治博弈，更是對自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一次重塑嘗試。
支持率“新鮮感窗口”正在關閉
高市就任初期曾維持較高支持率。這既與其鮮明的保守立場有關，也與其作為保守陣營中女性領導人的象征意義有關。
但問題在于，這種支持更多來自“形象新鮮感”，而非政策成果。一旦時間推移、施政尚未見到實質效果，支持率快速回落幾乎是必然趨勢。
換言之，高市面臨的是一個非常短暫的“解散窗口期”——如果再拖延數月，支持率下滑后，連解散的政治空間都將不復存在。
提前解散，某種意義上是在與時間賽跑。
外交議程的考量：為訪美談判加碼
解散大選還與高市政權的外交節奏存在聯動。年后即將展開的訪美行程中，日本將面臨關稅與安全議題等敏感談判。如果能在大選中獲勝，將有助于強化其領導人形象與談判籌碼。
對于一位尚未經過全國性選舉檢驗的新首相而言，“帶著選舉勝利去談判”，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具有明顯的加分效應。
解散權的爭議：是否過度使用首相權力？
然而，這次解散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按照日本政治慣例，解散眾議院往往發生在政府與國會圍繞關鍵政策產生嚴重對立、反復協商仍難以達成一致時，由選民作出最終裁決。相比之下，高市政權在缺乏明確政策沖突背景的情況下迅速解散，容易被視為對首相解散權的“技術性運用”。
圍繞解散權的歸屬與憲法界限，日本憲法學界已出現新的討論。這不僅是一次政治決斷，也觸及日本議會民主運作中的制度敏感區。
施政承諾未兌現，政治時機更顯尷尬
高市在就任初期曾明確將應對通脹與物價問題作為施政重點，但相關承諾至今未見實質性成果。在國會尚未就政策方向展開充分說明與討論的情況下即匆忙解散，客觀上暴露出其施政節奏與政治判斷上的缺陷。
此外，解散時點也受到社會層面的質疑。當前正值北陸、北海道等地出現異常強降雪，同時又處于升學考試集中期，街頭選戰對民眾日常生活勢必造成干擾，進一步削弱了解散的正當性。
選舉敘事失焦：從“政策選擇”變成“是否支持高市本人”
在選舉敘事上，高市將“自己是否適合擔任首相”作為核心議題，試圖以個人形象直接訴諸民意。
但隨后的支持率下滑表明，選民并未對這種敘事形成廣泛認同。相反，缺乏政策議題支撐的選舉動員，反而加劇了外界對其政治判斷的質疑。
結語：一場“不得不賭”的解散
綜合來看，這次解散并非基于有利條件，而是在制度結構、黨內權力格局與時間窗口三重壓力下做出的戰略選擇。
對高市而言，這更像是一場“不得不賭”的政治行動：
不解散，政權將長期受制于國會結構；
解散，則必須承擔高風險與強爭議。
問題不在于這是否是一個“好時機”，而在于——在她所處的政治處境中，是否還存在“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