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張大千迎娶18歲徐雯波，這是徐雯波照片，青春靚麗不輸女明星

1947年4月，成都市郊的清晨還裹著薄霧，一支迎親的八抬大轎悄然停在石板街口。人們很快認出，那位披紅掛彩的新郎正是聲名顯赫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年屆四十八；而即將移步紅毯的少女徐雯波，才滿十八。街坊們議論紛紛：“大千先生娶的究竟是哪家閨秀，竟如此年輕？”一時間，好奇心壓過了對年歲差距的驚詫，眾人都想一睹新娘真容。

把時鐘撥回到三年前，1944年。日機時常掠過成都上空，警報聲已成城市的背景音。那天午后，張大千正伏案揮毫，他的小女兒帶著同窗好友徐雯波來訪。女孩梳著長辮，穿一襲青布旗袍，眉目清麗，停在門口時微微俯身：“張先生，能否觀您作畫？”一句話，脆生生，像一滴水落進墨池，蕩開層層漣漪。

張大千閱人無數，卻在此刻生出異樣心緒。他擺手道：“畫嘛，看可以，可別跟我學，省得人家說我收了個學生又收了……”話沒說完，自己也笑了。徐雯波認真看畫，一雙眸子跟著筆鋒游走。畫成，她輕聲贊了句：“這山有骨。”大千聽在耳里，眼神立刻柔和下來。

那時的張大千，感情經歷早已是傳奇。1909年，16歲的他被母親包辦，與遠房表妹曾慶蓉成婚；1921年赴滬拜師李瑞清，才名鵲起，又與黃凝素結為伉儷；1934年在北平迎娶唱京韻大鼓的楊宛君；其后與女傭徐鴻賓因戰亂相依。漫長歲月里，他走南闖北，身份是畫家，也是逃難者、流亡者。最熟悉的，不是閨閣深情，而是兵火與離散。

抗戰爆發，張大千先赴敦煌臨摹壁畫，又在重慶與何香凝相識，受托為毛澤東作像；1945年日本投降，他攜眷回到四川。此時的成都城，刀兵未息，松林煙火中卻傳出琴聲與筆墨香，正是張氏大風堂的寫生之夜。徐雯波常借“請益”之名登門，兩人漸生情愫，卻始終礙于世俗。

有意思的是，年歲懸殊并非唯一的阻力。張大千名下已有三房眷屬，且各有子女。徐家姑母起初堅拒：“門第可不小，可是歲數差得太多。”然而態度很快軟化——張大千不僅在徐府揮毫作畫，還幫著置辦田契，保住了徐家在亂世中的幾畝良田。姑母心里明白：這位名震畫壇的大師，不僅筆墨值錢，人脈也是保護傘。

戰火再臨。1946年深秋，成都遭空襲，刺耳的警報劃破夜空。張大千舉家倉皇，卻遲疑于去向。徐雯波拉住他的袖子：“走，我姑媽家地窖堅固。”兩人攜手奔向巷尾，炮聲轟鳴，塵土四起，這番生死與共讓張大千的顧慮漸消，“是她了”的念頭一錘定音。

同年底，他先向徐家求親，再與黃凝素協議分手。關于那段談話，門房老趙后來回憶：“太太說‘我自去過我的日子’，先生點頭，連聲稱歉。”舊式婚配與現代愛情在此刻交叉，各自落幕。

1947年大婚后，張大千帶著徐雯波先赴香港，繼而轉往印度。那是圣雄甘地遇刺前后，國際學院誠邀他開設中國畫課程。徐雯波在檀香木窗下研墨，靜聽遠處恒河波聲；張大千則寫《仕女圖》，彩毫輕轉，夫婦合影留在孟買報紙頭版，讀者以為是電影明星。

1949年，新中國誕生。大千未返故土，攜眷輾轉南美。1951年落腳巴西圣保羅，他在郊外買下山林，筑“八德園”。園中有湖，岸邊種滿扶桑與紫薇。清晨，徐雯波放一張藤椅，聽丈夫談論石濤，偶爾幫他研制礦物色。有人稱她“巴西最美的東方夫人”，她笑言自己只是畫童。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張大千赴巴黎，與畢加索會晤。法國記者八卦地問：“您的太太比您小三十歲，如何保持默契？”張大千端杯答：“山水需淡墨，夫妻要真心。”短短一句，讓在場記者悻悻合本。

流年易逝。1976年，他在加州搬入摩耶精舍，身體每況愈下，卻仍握筆不輟。徐雯波守在床前，遞水、研墨、整理畫幅，從未離席。有友人私語：“年輕時嫁老夫，如今可曾后悔？”她淡淡一句：“畫未干，我怎能走。”十六字，被當作佳話傳遍畫壇。

1983年4月2日，張大千與世長辭，終年八十五。遺囑留下：珍藏古卷歸大風堂歷任助手整理，私人衣物交徐雯波處置。至此，兩人攜手三十四年，跨越四洲三海，琴瑟未輟。

徐雯波的容貌，今日仍可從那幾張黑白照片窺見：秀眉微顰，眼眸澄澈，唇角含笑。并非濃妝艷抹，卻自帶光華。畫家以丹青寫江山，而他的晚年，卻由這位少女般的夫人點染溫度。張大千選擇了她，不只是因為青春，也因那份在炮火里伸手相救的篤定。這段伴隨動蕩與流亡的婚姻，最終成為他人生最后的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