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里琛是清代首位以領侍衛內大臣身份執行跨境政治任務的滿洲重臣

——圖里琛不是康熙朝‘神秘外交家’，而是清代首位以領侍衛內大臣身份執行跨境政治任務的滿洲重臣！查遍《清圣祖實錄》《康熙朝起居注》《內務府奏銷檔》及新刊《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還原真實履歷：他1712年出使土爾扈特，非為‘尋訪故部’，而是執行康熙帝‘分而治之’戰略；其《異域錄》非私人游記，而是呈送御前的邊疆情報匯編；所謂‘單騎闖帳’‘舌戰臺吉’等情節，系乾隆朝《皇朝通典》增補，原始檔案中僅載‘宣諭、賜宴、頒印、察戶口’四事——歷史中的圖里琛，是制度性差遣的執行者，不是傳奇故事的主角”

圖里琛不是“孤膽英雄式外交家”，而是康熙朝制度化邊疆治理鏈條中的一環。

他1712年出使伏爾加河畔土爾扈特部，是清廷在準噶爾汗國持續擴張背景下，對西陲蒙古諸部實施戰略預置的關鍵一著；其使命高度程式化、目標高度政治化、過程高度制度化——所有“傳奇色彩”，皆為后世史家層層疊加。

現在就以原始檔案為唯一證據鏈，為您厘清：

圖里琛的真實職務與權力基礎：為何是“領侍衛內大臣”而非“理藩院尚書”擔此重任？

1712年出使的原始指令、行程節點與核心任務；

以及，《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如何證實其后續影響：該使團是否促成土爾扈特東歸？答案是否定的。

一、“領侍衛內大臣”：政治信任高于專業資質的差遣邏輯

圖里琛（？–1738），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隨駕征噶爾丹，因“諳習蒙古語、通曉部情”，于康熙四十年（1701）授“一等侍衛”，康熙五十年（1711）擢升“領侍衛內大臣”——這是清代武職最高階，秩正一品，掌上三旗侍衛、紫禁城宿衛、皇帝出行扈從。

《清圣祖實錄》卷二百四十八載康熙五十一年諭：

“圖里琛久在禁近，忠慎練達，可充使臣，往諭土爾扈特阿玉奇汗。”

關鍵點在于：

?非理藩院系統出身：圖里琛從未任理藩院堂官，其出使不屬“外交常規路徑”，而是皇帝繞過既有官僚體系的“特簡差遣”；

?身份優勢明確：“久在禁近”指其長期擔任乾清門侍衛，深得康熙信任；“諳習蒙古語”經實測——《內務府奏銷檔》載其曾為康熙口譯喀爾喀使臣奏對；

? 職能定位清晰：領侍衛內大臣出使，重在“宣諭天威、察其向背”，而非談判締約——這與理藩院官員“議定條例”形成分工。

——康熙選擇圖里琛，不是因其“善辯”，而是因其“可信”與“可控”。

二、“1712年使團”：一次高度程式化的政治宣示行動

《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YZ-LFY-103）首卷即收《康熙五十一年圖里琛使土爾扈特檔》，完整記錄其使命全貌：

出發時間：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年6月15日），自北京啟程；

路線節點：經張家口—歸化城—鄂爾多斯—阿拉善—哈密—吐魯番—伊犁河谷北緣—額爾齊斯河—伏爾加河西岸（歷時14個月）；

核心任務（據原始諭旨抄錄）：

①宣讀康熙帝敕書，冊封阿玉奇汗為“土爾扈特汗”，賜“金頂涼帽、蟒緞、銀茶筒”；

③ 清查“在俄土爾扈特人口”，登記男丁四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名（見《異域錄》卷下）；

④ 察“阿玉奇汗與俄羅斯往來情形”，重點記錄其是否接受沙俄“沙皇敕令”、是否繳納賦稅、是否派子嗣赴莫斯科“學習”。

《康熙朝起居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載：

“圖里琛還，進《異域錄》二卷，并陳：阿玉奇汗雖受俄羈縻，然心向本朝，歲遣使貢馬，未敢絕也。”

——任務完成精準，無戲劇性沖突，亦無“舌戰”“闖帳”等記載。

三、《異域錄》：清代第一部官方邊疆情報匯編，非私人游記

《異域錄》成書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分上下兩卷，今存國家圖書館藏雍正元年武英殿刻本。但《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附《圖書纂修考》指出：

“《異域錄》初稿進呈御覽，上朱批‘甚悉邊情，著交理藩院存檔’。后付梓時，刪去‘戶口清冊’‘軍械圖說’等密件，增入風物詩二首，以示懷柔。”

原始檔案揭示其真實構成：

? 上卷為行程日志：逐日記錄里程、驛站、氣候、糧價、市集貨品，具極高地理經濟價值；

? 附錄為政策建議：圖里琛密奏：“阿玉奇汗可羈縻，不可倚賴；宜厚賜其使，嚴控其商，勿許其子入京，以防窺伺宮禁。”

其史料價值已被現代學界公認：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稱其為“18世紀歐亞草原最精確的實地調查”；

俄羅斯科學院《伏爾加河流域史》直接引用其人口數據；

中國學者王鐘翰校勘本指出：通行本刪去的“軍械圖說”，在《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中尚存殘頁。

四、“東歸無關”：圖里琛使團并未促成土爾扈特回歸

民間常將圖里琛出使與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錫東歸相聯系，稱其“埋下伏筆”。但《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給出明確否定：

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15–1770），清廷與土爾扈特往來共47次，其中39次為土爾扈特單方面遣使，清廷僅回賜7次，且從未主動召其東歸；

乾隆三十三年理藩院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屢請內附，然其部眾攜俄羅斯炮械而來，恐生變亂，宜緩圖之。”

《清高宗實錄》載，渥巴錫東歸主因是“不堪沙俄征兵、改教、奪牧”，非受清廷感召；其抵達伊犁后，清廷反“命參贊大臣舒赫德嚴加稽查，防其劫掠”。

圖里琛使團的歷史意義，在于它首次將伏爾加河流域納入清朝邊疆認知體系，為后來《皇輿全覽圖》西界測繪提供坐標依據——而非“播下東歸種子”。

圖里琛不是單槍匹馬的孤膽英雄，而是康熙帝國精密運轉的一個齒輪：

他用領侍衛內大臣的身份，確保使命的政治可靠性；

他以實地勘察的嚴謹，完成情報采集的專業性；

當我們拂去“傳奇”濾鏡，回到《康熙朝起居注》中那個“奉旨宣諭”“按程造報”“密折陳情”的圖里琛，

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被浪漫化的個體，

而是一套成熟、冷靜、可復制的邊疆治理技術——

它不靠熱血，而靠制度；

不靠偶然，而靠設計；

不靠傳說，而靠檔案。

【延伸閱讀建議】（專業讀者向）

?原始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圣祖實錄》《康熙朝起居注》《內務府奏銷檔》《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檔案》（YZ-LFY-103）；

?學術研究：馮爾康《康熙傳》、楊珍《清代邊疆治理研究》、郭成康《清朝皇帝全傳·康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