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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悉尼港的海風依然輕拂著歌劇院白色的帆殼,紙面財富在這片土地上靜靜膨脹了十五年。
然而,在國會山密閉的會議室里,財政部門的建模數據正冰冷地顯示著另一番景象。澳大利亞政府正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而房地產投資者享受的稅收優惠即將成為下一個開刀對象。
政府匿名消息人士向媒體透露,阿爾巴尼斯政府正在認真考慮一項重大稅制改革:將房地產投資者的資本利得稅折扣從50%大幅削減至33%,且僅針對房地產部門,這一政策可能在2026年5月的預算案中正式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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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
資本利得稅折扣政策的調整并非新鮮話題,但這次的情況完全不同。
1999年,時任財政部長彼得·科斯特洛引入了這一政策,允許持有超過12個月的資產只需對一半的利潤繳稅。這項政策原本適用于所有資產類別,但如今房地產成為了唯一的焦點。
阿爾巴尼斯政府的態度轉變耐人尋味。就在上一次競選活動中,總理還斷然排除觸及負扣稅的可能性,稱這將損害租賃供應并打擊人們的抱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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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財政壓力加劇和住房負擔能力危機惡化,政府的立場開始松動。
財政部長查爾默斯在近期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采訪時,已經暗示對稅制改革持開放態度。
當我們思考下一步的稅收改革方案時,我們秉持著代際公平的理念,尤其要關注勞動人民的利益,查爾默斯表示,住房成本是這一代際挑戰的決定性因素。
不同于工黨在2016年和2019年大選中提出的將折扣削減至25%的全面性方案,這次改革更加精準—僅針對房地產,且折扣率可能設定為33%。
為何此時?為何此刀?
澳大利亞政府的財政狀況并不樂觀。預算赤字、不斷上升的債務與GDP比率,以及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DIS)和醫療保健支出等領域的壓力,迫使政府尋找新的收入來源。
房地產市場的稅收優惠已成為明顯的目標。
資本利得稅折扣與負扣稅政策的結合,被廣泛認為扭曲了住房市場,將房產從居住場所轉變為投資工具。
經濟學家索爾·埃斯萊克指出:“它將負扣稅從一種延緩納稅的工具,轉變為一種既能延緩納稅又能永久減少納稅的工具。”
綠黨財政發言人尼克·麥金的觀點更為尖銳:“這完全扭曲了住房市場,并導致整整一代人無法擁有自己的住房。”
財政部去年底進行的模型分析發現,這項改革可能比負扣稅改革更能提高住房可負擔性。
盡管分析同時指出仍需要采取額外的供應措施,但政治風向已經改變,綠黨、經濟學家、工會、福利團體和一些獨立議員都支持削減這項“霍華德時代的稅收優惠”。
改革精準打擊
根據泄露的信息,這次改革有幾個關鍵特征:折扣率從50%降至33%,僅針對房地產投資。
一個備受討論的折中方案是,只對投資現有住房的收益削減折扣,而對新建住房的投資保持50%的折扣,以鼓勵供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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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財政部長肯·亨利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對資本利得實行33%的折扣率,這一數字被認為既能反映通貨膨脹的影響,又能增加政府收入。
綠黨財政發言人尼克·麥金透露,綠黨可能會支持僅對房地產取消該折扣,以免阻礙對其他資產類別的投資。
霍頓在為麥凱爾研究所撰寫的一份報告中建議,將所有新建聯排住宅的資本利得稅折扣提高到70%,將所有新建獨立式住宅的投資折扣保持在50%,并對所有現有投資實行祖父條款。
對于現有獨立式住宅,稅率將削減至35%。這些細節表明,改革方案已經考慮得相當成熟,而非一時興起。
繁榮終結?
如果這項改革在2026年5月如期出臺,澳大利亞房地產市場可能面臨四重沖擊。
首當其沖的是投資者需求的降溫。
悉尼和墨爾本的高端房產市場尤其依賴投資者,資本利得稅優惠的減少將直接影響投資回報預期。根據CoreLogic數據,房產的平均持有時間僅為9年,而按照2.5%的平均通脹率計算,資產需要持有約16年才能實現50%的價值增長。
這意味著許多投資者實際上獲得了超額稅收優惠,改革將大幅削弱短期投資房產的吸引力。
第二個沖擊是房價可能面臨下行壓力。
財政部的模型顯示,削減房地產投資者的稅收優惠最多只會使房價下降4.5%。但這一數字可能低估了心理影響和資本流動的轉變。部分投資者可能轉向其他資產類別,如股票或商業地產,從而減少住宅市場的資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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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沖擊可能出現在租賃市場。
阿爾巴尼斯此前擔心,減少負扣稅優惠可能會對出租房屋的數量產生不利影響。同樣,資本利得稅折扣的削減也可能降低投資者持有房產的意愿,特別是在租金收益率較低的市場。
最后一個沖擊是政治層面的博弈。
資本利得稅折扣的70%以上惠及50歲以上人群,只有5%惠及35歲以下人群。因此這項改革具有明顯的代際政治色彩,可能引發年長選民與年輕選民之間的對立。
歷史與未來
這不是澳大利亞第一次嘗試改革資本利得稅。1985年,基廷政府引入了基于通貨膨脹調整的資本利得稅制度,這一制度在1999年被科斯特洛的50%折扣所取代。
工黨在2016年和2019年大選中曾承諾將資本利得折扣削減至25%,并限制負扣稅,但這兩項提議均未成功實施。
如今,情況已經不同。除了社會各界對住房負擔能力危機的關注達到新高,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財政壓力也更加緊迫。并且本次并沒有進行一刀切,而是僅針對住房改變稅收優惠政策。
甚至有人提出,應該只削減現有住房的收益,因為大多數房地產投資都瞄準了現有住房,而將新房的收益維持在50%,以鼓勵供應。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行長米歇爾·布洛克多次拒絕評估稅收減免對房價的影響,稱這不屬于央行的職權范圍。但她同時指出,住房供應長期“嚴重不足”,州和聯邦政府提出的到2030年建造120萬套住房的目標不太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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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當澳洲政府的財政問題越來越凸顯,從而不得不進行稅收改革增加收入時,其最終的矛頭精準的瞄向了目前社會中的主要矛盾——房地產部門。
當2026年5月的預算案揭曉時,澳大利亞房地產市場或將迎來一個分水嶺時刻。長夏終有盡時,十五年繁榮周期的黃昏,是否真的已悄然降臨?
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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