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身患重病期間，為拒絕中央領導人看望，曾向秘書提三點要求

1964年8月，北京凌晨的風里帶著一絲燥熱。灣內炮火剛停，美國偵察機卻已沿著北部灣海面急速逼近。軍委大樓燈火通明，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伏在地圖前，一遍遍推演攔截航線。身旁參謀悄聲提醒：“司令員，您臉色發白，要不要先休息？”他擺手，低聲答道：“等把方向弄準了再說。”誰也沒料到，此刻他體內潛伏的病灶，正悄悄吞噬健康。

戰備壓力襲來，讓劉亞樓想起十五年前的那個春天。1949年4月，平津戰役方歇，他原本準備率十四兵團南下，卻被中央緊急“叫停”，改任籌建空軍負責人。彼時，新中國尚未成立，天空仍是敵機的“后花園”。毛澤東在西柏坡一句“請劉亞樓來干”，就把這位三十六歲的晉綏驍將推到一行白紙的領域。沒有型號、沒有機場、沒有飛行員，甚至連完整的術語都得現學現用。劉亞樓卻揚眉一笑：“難，才更要干。”

他先把十四兵團機關整體遷至北平，與軍委航空局對接。8月初，人馬到位，家什簡陋，桌椅是舊戲院的，電話靠搶修來的野戰線。可就在這片“工棚”里，第一份《空軍機關組建要目》一周出爐。接著，劉亞樓飛赴莫斯科。10月7日，雙方談妥援華條款：六所航校、四百余架飛機、一批飛行教官。毛澤東聽完匯報，拍拍他的肩膀：“航校搞起來，就是火種。”這一年11月11日，人民空軍宣告成立，司令員劉亞樓，時年三十七歲。

速度帶來的代價是透支。五十年代，空軍第四師成軍、殲五首飛、殲擊機改裝訓練，一張張請示電報夜里飛進司令部，又從司令部飛向各基地。劉亞樓常說，“一厘錢也要算清楚”。他讓打字員把舊油印紙翻面再用，文件能擠在一頁絕不兩頁。有人勸他：空軍機關何必如此寒酸？他抬起帶補丁的袖口，笑道：“大炮飛機要油要零件，手頭寬大了，天上就會捉襟見肘。”

1964年秋，連續腹瀉并沒阻止他奔走南北。羅馬尼亞慶典歸國后，癥狀加劇，妻子翟云英日日勸他去醫院，他只丟下一句：“報告還沒寫完。”10月30日，他在南京會議上終于體力不支，轉往上海華東醫院復查，初步診斷肝硬化。11月24日，北京協和醫院進一步檢測，肝轉氨酶飆升至三百單位。主治醫生張乃崢看著化驗單，額頭滲汗。劉亞樓卻淡定地說：“有話就直說。”張乃崢只得暫時委婉：“還是老毛病復發，得休息。”

病情立刻報至中南海。毛澤東批示：“要他好好養病。”周恩來更打算親自去醫院探視。消息傳到病房，劉亞樓皺眉，吩咐秘書陳寶信立刻起草說明。他不愿因個人拖住中央工作，也不想讓同志們徒增惦念，于是提出三句話、三要求——

一、只說自己1940年在蘇聯得過急性肝炎，兩周就好，當時留下些損傷；

二、說明近兩年工作勞累，肝功能波動，目前已穩定；

三、強調恢復向好，請領導放心。

除此之外，他再三囑托：“若有人來探視，就說我在輸液，不要驚動。”短短幾句，既是坦蕩，也是隱忍。秘書點頭，可眼圈卻紅了。

12月以后，病情急轉直下，疼痛令他夜不能寐。他躺在病榻上，仍惦記著即將定稿的《空軍條令》。1965年4月23日，他強撐著給編輯組批注：“內封應留一頁，便于加護封。”筆跡飄忽，墨跡卻重如鉛。進入5月，休克頻繁。一次清醒，他握住姚克佐的手：“條令編好，上八寶山時給我一本。” 醫護和身邊人聞言泣不成聲。

5月7日下午，劉亞樓停止了呼吸，年僅五十三歲。從1949年受命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把全部光陰押在那片藍天。他沒留存款，也沒給家人安排特殊照顧，只留下七所航校、一個日益壯大的人民空軍，還有那條再普通不過的囑托：節約一厘錢，也要把飛機養得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