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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史紀
編輯|議史紀
同樣都是發展中國家,同樣人口上億,甚至印度還多幾千萬,可為什么中國已經忙著討論產業升級、人工智能、綠色制造,印度卻還在為工廠能不能順利征地、水電能不能接通發愁?
很多印度學者嘴上不服,心里其實都明白:模仿中國,表面的動作學了一大堆,真正要命的東西一點沒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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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這十年,輸在“看起來很像”
印度最愛說的“印度制造”,是從2010年代中后期開始立起來的,對外就一個信號,要復制中國當年那套,靠制造業帶動全國經濟起飛。
印度當時給自己畫的目標非常漂亮:工業年增長率要做到兩位數,12%到14%;再配合各種政策優惠,帶出至少一億個制造業就業崗位,讓幾千萬年輕人有班上、有工資拿。
聽上去像是把中國的路徑圖按原樣描一遍,可結果擺在那:過去十年算下來,印度工業年均增速只有五點出頭,連一半目標都沒摸到。
就業更難看,疫情一沖,中小企業成片倒下,工人不但沒多出幾千萬,反而有不少原來有活干的被擠出了工廠,只能回鄉或擠進低端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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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印度精英來說,中國制造業騰飛,是因為勞動力便宜,所以他們的邏輯也很簡單:把工資壓一壓,出口稅減一減,再對外宣布歡迎外企,訂單自然會流進來,流水線自然會開起來。
可現實一點面子都不給,這種算法在二三十年前也許還有點用,如今全球供應鏈講究的是整條鏈條、整體效率、整體環境,早就不是單項比拼廉價勞動力。
中國靠制造業打出一片天,底子是花了幾十年砸出來的:從高速公路到高鐵,從港口到電網,從園區到配套社區,一環接一環,東西拉得動、人搬得動、貨出得去,供應商找得到,金融支持跟得上。
企業要上一個項目,審批速度、要素保障、上下游對接,整體效率帶給投資人的信心,是算得出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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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看印度,口號喊得很起勁,真正卡住項目的,卻總是最基礎的東西。
很多地方修個工業園,前期立項能耗掉好幾年,土地征收談不攏,民眾補償議不攏,環保審批繞半天,換一屆地方政府路線又變,開發商和企業的耐心被慢慢磨掉。
等到好不容易開始動工,水電接入又成新難題,成本算下來,外資心里一筆賬:在這折騰七八年,不如老老實實去越南、墨西哥或者繼續加碼中國周邊供應鏈。
中國那幾輪基礎設施大投入,靠的是極高的儲蓄率撐腰,老百姓把大量收入存在銀行、買理財,金融體系再把這筆錢往基建和工業上砸。
印度這邊,儲蓄率長期偏低,家庭消費愿望強,社保缺口也不小,但制度上沒有形成那種長期穩定的大規模資金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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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不夠厚,想學中國那種高強度、高密度地搞基建、推產業,常常是勁頭有了,錢包跟不上。
這就是為什么,表面看中印都有大計劃、有大口號,時間一拉長,結果完全不一樣。中國那條路,是硬啃幾十年形成的整盤組合,印度這十年,更多是停留在看起來“挺像”的層面,內里骨架完全沒搭起來。
誤讀中國,誤傷自己
印度這十年模仿中國,敗在認知層面,敗在他們一直把中國的發展經驗拆成幾個方便理解的小塊,然后挑自己喜歡的那部分學,至于真正難啃的那塊,要么視而不見,要么干脆當成“特殊國情”一筆帶過。
最典型的誤讀,就是把中國制造的崛起簡單歸結為“人口多、工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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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在印度很流行,聽起來也順耳,因為它暗示了一件事:只要條件差不多,結果自然差不多。于是,工資壓上去,稅收優惠給出去,好像就完成了中國當年的操作。
問題是,中國走向制造業強國那幾十年,低工資只是起點,不是關鍵。真正的關鍵在于,整個國家愿不愿意、敢不敢為工業化這條路付出長期、持續的、帶陣痛的代價。
老百姓愿不愿意壓消費,多存錢,忍受基礎設施施工帶來的不便;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放下各自的小算盤,圍繞國家戰略拼命跑項目。
中國的高儲蓄率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是社會安全感缺口、發展期壓力、文化習慣疊加的結果。
很多家庭習慣把可用的錢盡量往存款和資產上靠,因為要給孩子教育、要防備生病、要考慮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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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金融體系手里有了充足而穩定的資金池,可以支持高強度的基建和產業投資。從高速鐵路到大型港口,再到新興產業園,背后每一條線都是幾百億、上千億的投入堆出來的。
印度的家庭也有壓力,也有焦慮,但制度環境和消費結構引導出來的是另一種結果。
城市中產更愿意把錢用在眼前能看到的生活改善上,汽車、住房、海外旅行、各種服務消費,儲蓄比重相對有限。
而政府在稅收結構、社保體系、金融工具等方面,又沒有跑出一條能把社會資金有效沉淀并大規模利用的路子。
表面上各類計劃一個不少,實際動員出來的真金白銀,卻總感覺差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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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印度知識分子在談中國時,愛強調一個詞:強政府。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簡化標簽,好像有個強有力的中央,就自然意味著發展能推得動。
中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幾十萬公里公路建設,可以幾乎同時在不同省份復制成熟的產業園模式,可以按年度調整產業鼓勵目錄,是因為從部委到鄉鎮的執行鏈條是真正打通的。
這就是誤讀的代價。把中國的發展簡化成幾個關鍵字,最后學到的只是外殼。
真正決定成敗的,是那種肯在幾代人的時間維度上做規劃,敢硬性推行基礎設施建設,愿意為工業化階段性忍痛的國家意志和社會共識。
這些東西,既不性感,也不好講故事,但沒有它們,印度學得再像,也只能停在樣板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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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后來試圖調整思路,提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希望通過對企業產量或投資額的直接補貼,把制造業拉上臺階。
從思路上看,這已經比簡單喊口號要現實得多,可執行起來同樣陷進老毛病:審批周期長、監管環節多、政策變動頻繁,企業很難算清長期收益。
一邊是文件里的優惠條款,一邊是層層審批、難以預測的地方阻力,資金就這樣消耗在等風來的日子里。
總結下來,印度這一輪模仿中國,更多是被自己的幻覺困住了:他們總假定,只要選對了模板,歷史自然會給出類似的答案。但發展路徑從來不是復制粘貼,而是看誰能把那些最難為情、最不體面、最需要咬牙的事情,一件件地做完。
印度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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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里,不是為了踩印度,而是想反過來提醒:印度這十年的經歷,其實也在給中國敲警鐘。
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把中國當成樣板,試著套用中國的路徑,這本身不是壞事,但對中國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在被別人模仿的同時,自己還能不能繼續優化,而不是沉浸在“被對標”的滿足感里。
中國已經在高鐵、5G、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沖到了前列,產業鏈配套完備,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大量存在,供應體系韌性很高。
很多人因此形成一種慣性認知:產業轉移即便發生,規模也有限,中國底盤夠大,失點訂單問題不大。這個判斷在一定階段沒錯,但如果因此放松對執行力、政策連續性、基礎設施迭代的重視,就可能慢慢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印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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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現在最致命的問題,不是沒想法,而是節奏斷斷續續:政策一陣子緊、一陣子松,地方配合一陣子熱、一陣子冷,投資環境一陣子好、一陣子變臉。
結果就是,制造業很難在這樣的環境里進行長周期布局。不少外企談起印度,都有類似的感受:短期機會不少,長期確定性不夠。
這其實正好構成了中國的一個反面教材。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自身也進入一個轉型期: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結構變化,環境約束變嚴,傳統粗放型擴張已經走不下去。
這個階段最容易掉進兩個極端,要么在產業升級的口號里越飄越高,實際給制造業的現實支持卻逐漸變薄;要么在短期困難面前過度收緊,壓制企業的創新和投資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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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失敗提醒我們,如果政策的連貫性一旦被打斷,執行力如果開始打折扣,再厚的基礎也經不起長期消耗。工業體系不是一棟一次性建好的房子,而是一座需要經常檢修升級的工廠群。
中國現在要守住的,已經不是單純的成本優勢,也不只是現有的產業規模,而是那套讓人敢投、愿投、投了還能守得住的整體環境。
對中國來說,最危險的不是別人來搶,而是自己在講述中國經驗時,把這套復雜的系統講成了幾個簡單的詞。
很多外部觀察者會習慣性提到超高儲蓄率、強政府、高效基建這些標簽,但如果我們自己也漸漸只剩這些標簽,而忽視了內部協調、政策微調、區域平衡、人力資本提升這些瑣碎卻關鍵的工作,那么在外部看起來依然強勢的同時,內部的動力可能已經在悄悄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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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印度模仿中國失敗,對中國并不是壞事。
它至少說明一點:中國這條路不是運氣好撞上的,也不是隨便哪個國家喊幾句民族復興就能復制的。
成長沒有捷徑,也沒法由外部直接照搬,印度學者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參考資料:印度學者撰文: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面難得的鏡子
·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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