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蜀地學人集體編撰中國首部《方言》的淵源研究‖宋翔

蜀地學人集體編撰

中國首部《方言》的淵源研究

宋 翔

在人們印象中，周、秦時代的方言或早已湮滅在歷史長河中。但事實上，這一時期的方言并非完全無跡可循，而是在古代文獻中留下了系統的記載。這些記載是如何得以保存的？又是誰將它們整理成中國第一部方言學著作的呢？線索隱藏在東漢應劭著作《風俗通義·序》的一段關鍵文字中。

東漢《風俗通義·序》

東漢《風俗通義·序》記載：“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余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

這段話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可分層次加以解讀：

其一，“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藏于秘室。”這表明在周、秦時期，中央王朝每年八月都會派遣“輶軒之使”出使各地，采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方言，將采集所得上報朝廷，并收藏于秘府之中。由此可見，早在周秦時代，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官方方言調查制度。方言在當時并非僅僅被視為民間口語，而是被納入國家視野，成為了解各地風俗、制度與人群結構的重要資料。

其二，“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秦王朝滅亡之后，戰亂頻仍，原本藏于秘府的官方檔案大多散佚，相關的方言資料也隨之亡失。到了漢代，這些周秦時期的官方方言記錄已經基本難以見到，這意味著周秦兩代建立的方言調查傳統在戰亂中出現了明顯的斷裂。

其三，“蜀人嚴君平有千余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在官方檔案散佚的背景下，蜀人嚴君平仍然保存了千余字的方言資料，而另一位蜀人林閭翁孺則掌握了整理方言的“梗概之法”。這說明在蜀地，不僅保留了一定數量的先秦方言材料，而且已經形成了初步的方言整理與研究方法。

其四，“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揚雄對這些方言資料與方法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利用在長安任職的便利，在各地孝廉、衛卒匯聚的場合廣泛詢問、記錄不同地區的方言。他經過二十七年的持續積累與整理，最終完成了一部約九千字的《方言》。

東漢《風俗通義·序》

從上述記載中可提煉出幾點認識：

第一，蜀地在周秦方言資料的保存與整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嚴君平所保存的“千余言”，很可能包括蜀地本土方言以及由蜀地傳承下來的先秦方言材料；林閭翁孺的“梗概之法”，則代表了蜀地學者在方言研究方面的方法積累。

第二，揚雄并非孤立進行方言調查，而是在繼承蜀地已有資料與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調查范圍，綜合各地方言，最終編纂成《方言》。他既是方言資料的整理者，也是這一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與發展者。

第三，蜀地在周秦至兩漢的語言傳承體系中并非邊緣區域，而是在官方檔案散佚之后，仍然能夠提供重要方言材料與研究方法的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在當時語言文化格局中的獨特地位。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語言是文明的重要載體。周秦時代的官方方言調查制度，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已意識到語言差異對于理解各地社會文化的重要意義。而在這一制度因戰亂中斷之后，蜀地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相關的資料與方法，這為我們今天認識周秦時期的語言狀況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因此，當我們討論早期漢語方言的流傳與保存時，除關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外，也有必要將視野拓展至成都所在的蜀地。正是在這里，走出了嚴君平、林閭翁孺與揚雄等學者，他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第一部系統方言學著作——《方言》的形成，也為后世保存了關于周、秦時代方言的珍貴記錄。可以說，中國方言學的早期起點，與成都及蜀地有著密切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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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宋 翔（《成都商報》原記者，中央電視臺原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