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寬：鄧長安——亞洲歌姬鄧麗君小姐的長兄

中文導報 筆會專欄

麗君苑 楊志寬

2026年初，我赴臺灣出差，走訪了臺北、臺中、高雄等地的7所高中。出差期間，見縫插針安排時間，在臺灣與鄧麗君小姐的親友見面，聆聽鄧小姐當年的往事。

1月8日（周四）下午，我在高雄下榻的酒店大堂。入住酒店前，已與鄧長安先生約定見面。沒想到，他竟騎著摩托車瀟灑地趕了過來。我沒有臺灣手機，便請酒店前臺工作人員幫忙聯系長安先生。原本擔心他距離較遠，我提出自己搭乘計程車過去；但他堅持說不用，他當時人在愛河附近，騎摩托車十多分鐘就能抵達我所在的大義街一號城市商旅酒店大堂。

在長安先生抵達前，我火速過街到對面的倉庫群文化藝術區逡巡，目的是尋找一個適合坐下來喝咖啡聊天的地方。我先進入“路人咖啡館”看了看，空位不少、空間環境也不錯，只是背景音樂太吵，不太合適。還好酒店旁邊有一家戶外露天咖啡館，基本沒有背景音樂，加上高雄當時氣溫在20度上下，十分舒服。

剛回到酒店大堂不久，長安先生的身影便出現在酒店門外。我趕緊迎上前去，好久不見，彼此欣喜。果然，他一開口就問附近是否有可以喝咖啡聊天的地方。于是我在前面帶路，告訴他直走兩分鐘就到。他便騎著摩托車跟了過來。

我們坐下來，點了兩杯熱黑咖啡，我又點了一份玉米餅甜點，隨后便開始了交談。

我自封為“鄧麗君研究員”，這十多年來的習慣便是采訪鄧麗君小姐當年的身邊人。長安先生作為鄧麗君小姐的長兄，1943年出生，屬羊，正好大鄧麗君小姐10歲。鄧小姐兄弟手足共5人，如今健在的只剩長兄與三哥。令人驚訝的是，長安先生身體好得出奇——83歲的高齡，騎著摩托車十多分鐘輕松自如地與我相會。這個畫面，若鄧小姐在天有靈，想必也會笑意盈盈、喜上眉梢。

事實上，第二天一早，我們又約在高雄市左營高鐵站再敘。那里離他家更遠一些，他依然騎著摩托車，半個多小時往返，依舊輕松。

長安先生育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二女兒和三女兒是雙胞胎，四女兒曾多年生活在日本，如今在菲律賓。長安先生夫妻與兒子同住，為人宅心寬厚，說話心平氣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下來，我不禁感慨：他反倒是個有福之人。

我小時候，村里的老人常說“十羊九不全”，認為屬羊的人命苦?！笆蚓挪蝗钡囊馑际牵菏畟€屬羊的人，九個命不全。這里的“不全”，并非指短命或身體殘缺，而是指人生多波折，早年辛苦，在家庭、事業或健康方面容易有所缺憾，也就是“人生不太順”。在舊社會，屬羊的人被認為心軟、重感情、不爭不搶；在戰亂、貧窮、等級森嚴的年代，不強勢＝容易吃虧，不爭＝容易受苦。性格不合時宜，便被歸結為“命不好”。因此，“十羊九不全”并非風水定律，而是舊社會對溫和性格的一種誤解。

長安先生的人生，某種程度上確實印證了這一說法。作為長兄，他“長兄如父”，不爭不搶、重情重義。83年一路走來，也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其中的心酸不易，實不足為外人道。

他的祖籍在河北大名。祖父英年早逝，父親鄧樞（鄧良岑）十幾歲便入伍當兵，一路奔波來到西安。外祖父趙守業則是清末庚子年賠款時期的赴英留學生，祖籍山東東平縣。留學歸來后，被政府直接派往哈爾濱出任郵局局長。外祖母張守鑫是山東梁山人，因媒妁之約赴哈爾濱成親。夫妻二人生育了三個女兒：趙素梅、趙素桂、趙素婷。其中，趙素桂便是長安先生與鄧麗君小姐的生身母親。

長安先生說，自己的外祖母（姥姥）身高超過一米七，卻裹著小腳；外祖父（姥爺）身高卻不到一米六。外祖父赴英留學時仍留著清末的長辮子，回國后思想開放才剪去辮子，發型在今天看來依舊十分怪異——頭發齊刷刷地散著，長度接近肩膀。

我曾去西安采訪過長安先生的大姨趙素梅的長子與次子。根據次子、也就是長安先生的二表哥許建國先生的回憶，當年外祖父母帶著三個女兒從哈爾濱南下逃難，先在吉林省吉林市北邊一個叫“小九站”的地方生活了一年多——如今該地已更名為“新九站”。隨后，全家繼續南下至河南省洛陽市，外祖父出任洛陽市郵局局長。

在洛陽，許建國先生的母親、也就是長安先生的大姨趙素梅，嫁給了許耀東，夫妻二人在西安生活。后來日軍南下，洛陽不保，外祖父趙守業在洛陽突然病逝。外祖母張守鑫被迫帶著兩個女兒放棄洛陽的家業財產，搭火車趕往西安，投奔大女兒。

在西安，兩個女兒先后在許家的幫助下結婚嫁人。二女兒趙素桂嫁給鄧樞，之后隨夫前往臺灣，生下三子鄧長富、四女鄧麗君、五子鄧長禧。小女兒趙素婷嫁給空軍軍人，當年也與鄧樞一家一同逃難赴臺，后來晚年又去了美國，直至終老。

趙素梅嫁給了在黃埔軍校第七分校（位于今西安市長安區王曲街辦）擔任體育教官的許耀東。后來，在岳母張守鑫的托付下，許耀東為趙素桂尋找合適的對象。由于他與鄧樞原本是黃埔軍校的師生關系，許耀東十分看好當時在第七分校學習的河北青年鄧樞，認為其人品與學識俱佳。經其介紹，鄧樞與趙素桂相識、相戀，并結為夫妻，定居王曲，在那里生下長子鄧長安。之后，全家遷往河南鄭州，二子鄧長順便出生于鄭州。

再后來，鄧樞奉命從軍獨自前往南京，之后托人捎信，讓趙素桂帶著兩個兒子從鄭州前往南京與他會合。

其后，全家隨國民黨軍隊潰敗，從南京一路南下逃難至江西九江。在江西期間，長安先生的小姨趙素婷曾給西安的母親張守鑫寫信報平安，說人在九江，當地發大水、生活艱難。此后音信全無——實際上，她已隨家人前往臺灣。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共內戰爆發。面對解放軍南下攻勢，國民黨軍隊與政府高層先后經歷南京→廣州→重慶→成都，最終撤往臺灣。而鄧樞所在的部隊并非主流路線，他們是從江西繼續逃至廣東汕頭，最終乘船赴臺。

許耀東同樣是國民黨成員，但他選擇留在大陸。后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殘酷批斗，甚至其小兒子許衛國也被迫對父親下手，打斷了他的肋骨。

鄧樞一家離開西安后，張守鑫雖仍住在西安，卻不愿給大女兒趙素梅增添負擔，堅持獨自生活。她在西安城隍廟擺地攤賣香燭維生。曾經身為哈爾濱、洛陽兩地郵政局局長夫人的她，身材高大卻裹著小腳，依舊倔強地在寺廟中獨自求生。

趙素梅不忍母親孤身一人，便讓二兒子許建國前去陪伴外祖母同住。名為祖孫，實則情同母子。為了讓外祖母心里有依靠，趙素梅一家三個孩子刻意稱呼自己的外祖母為“奶奶”。

文革期間，許耀東被批斗，全家被迫離開西安，遷往寶雞謀生。外祖母張守鑫則留在西安城隍廟，繼續頑強生活。后來年事已高，趙素梅堅持要求母親必須到寶雞與全家同住，讓自己盡孝。

然而，趙素梅本人患有嚴重哮喘。張守鑫始終擔心女兒會走在自己前面，于是悄悄節食——實則是慢慢絕食，希望自己早些離世，不給女兒添麻煩。

趙家母女四人身處三地，一別數十年，音信全無。1974年，張守鑫在寶雞去世。

老人彌留之際，拉著大女兒的手說：“素桂、素婷姐妹倆，我這輩子是見不著了。你們一定要好好尋找她們的下落，姐妹三人團聚，是我最大的心愿……”

張守鑫去世后，家人發現她的被褥下面整齊地擺放著一排排從未服用的藥片——醫院開的藥，她其實基本上都沒有吃。

以上，便是鄧家、許家、趙家命運的一個縮影。對于鄧麗君小姐一家而言，赴臺之前的經歷豈止是心酸，更是刻骨銘心的慘烈回憶。

在高雄海岸附近的露天咖啡館里，我陪著鄧麗君小姐的長兄鄧長安先生，聽他回憶這些往事，好幾次都啞口無言，不知道該如何接話，真是“不堪回首”，人生竟如此不易。

他在高雄生活已50多年，這里是他的家。5歲那年，他隨全家從大陸逃往臺灣。某種意義上，他仿佛仍是一條紐帶，維系著河北大名與西安、寶雞兩端的親緣。

中國有句老話：“叔伯親，輩輩親；死了姨娘，斷了筋。”意思是父系親屬可以代代延續，而母系姐妹一旦離世，下一代的聯系往往自然淡去。

長安先生踏上臺灣至今已近80年，依舊忠厚善良、念舊重情。鄧家余生最不愿看到的，莫過于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不發生戰爭，是他們一家極大的期許。

當晚，長安先生另有飯局，我們約定次日——1月9日（周五）上午——在高雄左營高鐵站再次會面，繼續深談。

1月9日上午，在左營高鐵站售票處旁的星巴克，我點了兩大杯熱黑咖啡和三明治烤面包。等餐時，長安先生出現在電梯口。

二樓是星巴克點餐區，一樓與二樓之間的夾層是用餐區。臺灣治安極好，我的行李箱和手提袋早早放在夾層靠墻的兩人餐桌旁，便放心上樓點餐。

我和長安先生回到夾層用餐區，發現一張更加開闊的圓桌空著，便移步過去，更方便體態寬厚、氣場十足的長安先生入座。

延續1月8日下午的話題，我們自然聊起鄧家抵達臺灣后的種種經歷。

簡單說來，就是不停地搬家遷徙，真正稱得上“居無定所”。每次匆忙搬家，一家四口的家當不過是鄧媽媽趙素桂女士卷起的一包行李，里面兩條鋪蓋毯子，再加上洗漱用的臉盆、毛巾和幾件換洗衣服而已。

趙素桂幼時生活相對富裕，畢竟父親是郵局局長。即便父親驟然離世，母女三人逃難至西安，她仍與姐妹完成了初中學業。在那個年代，女性能識文斷字，本身已是難得的幸運。

婚后嫁給鄧樞，幾乎一路顛沛流離；到了臺灣，仍是沒完沒了地搬家。三子鄧長富出生在宜蘭縣，四女鄧麗君出生于云林縣褒忠鄉田洋村，五子鄧長禧出生于臺東縣池上鄉。從地圖上看，褒忠鄉位于臺灣西部，池上鄉位于東部，直線距離并不算遠，但現實中卻必須“大繞一圈”。原因不在距離，而在臺灣的地形與交通條件：中央山脈橫亙其間，且該段并無可通行的橫向公路。

中央山脈宛如“一整道高墻”，西部平原需一路南下，經云林→嘉義→臺南→高雄，再沿東部北上至臺東（海端、關山），從關山稍往北方才能抵達池上鄉。這是唯一相對安全、可長期使用的通道。褒忠鄉與池上鄉之間橫亙著整條中央山脈——這并非“幾座山”，而是南北縱貫全島、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地形破碎、斷層密集、地質極不穩定的巨大山系，絕非可以輕易翻越。

鄧麗君小姐出生不久，全家便一路車馬勞頓前往池上鄉。即便放到70年后的今天，在路況極為發達的情況下，自駕也需約4小時；若徒步且不休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鄧媽媽當時應仍在孕期，抵達池上鄉后生下老五鄧長禧，鄧麗君與弟弟僅相差一歲。

多年后回望鄧家命運，真正的轉折點，確實出現在鄧麗君降生之后。她6歲登臺歌唱，自幼便展現出歌唱與國語演講朗誦的天分；小學后期，已逐漸能夠通過唱歌賺錢，家中也隨之出現一線曙光。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便是鄧麗君小姐當年就讀的校風嚴謹、作風保守的國中。鄧小姐生前曾在電視節目中提到，初中入學約半年后，因在歌廳、夜總會演唱而遭到校方批評責難，最終被迫輟學。

長安先生回憶，當時學校的一位主任偶然到歌廳消費，發現登臺演唱的竟是自己學校的學生。舞臺上，她使用的藝名是“鄧麗君”，而在學校的學籍資料中則是本名“鄧麗筠”，雖僅一字之差，仍被認了出來。主任回校上報，鄧家因此受到責難，最終為了生計而中斷學業。

長安先生自己因頻繁搬家，在臺灣各地就讀的小學不下五六所，也因此把各地的閩南語學得極其純熟。作為外省人子弟，在多所學校都曾遭遇霸凌，被本地孩子用球砸。升入國中后，為了強身健體、不再受欺負，他開始學習跆拳道，才得以自保。

鄧麗君輟學后，仍主動持續學習英語，在母親的陪伴下進出歌廳、夜總會登臺演唱。簽約宇宙唱片公司后，知名度與收入不斷攀升。十幾歲時，便有足夠財力在臺北北投購置別墅，也早早學會開車。

她英語突飛猛進的一個關鍵契機，源于一次意外：某天從北投開車時，與另一輛車發生輕微擦撞，不打不相識，對方竟是附近一所美國學校的校長。由此，她獲得特許，成為該校的旁聽生。

她14歲開始錄制唱片，15歲在臺北各大音樂場所登臺演唱，創造了連續數月滿場的紀錄；16歲時，被新加坡總統夫人邀請，赴新加坡參加“1969年群星之夜”慈善晚會。鄧麗君與姚蘇蓉、趙曉君、楊麗花等臺灣廣電電影明星，于12月7日中午12時40分乘國泰班機赴新加坡義演。在當地，她又獲得后續商演邀約；回臺后，很快與母親飛往香港，并逐步打開香港、新加坡及東南亞（包括越南）等地的演出市場。

只要沒有海外演出，鄧麗君人在臺灣時，白天幾乎天天進入那所美國學校的教室，在后排旁聽。正是那段歲月，使她的英語能力突飛猛進。稱她為“天才少女”并不為過，但她的成就，絕非僅憑聰明，更源于現實生活中長期、隱秘而持續的勤奮努力。

鄧家人個個不易。母女二人相依為命，走南闖北、行走江湖；鄧家的男丁們，也都各自努力謀生發展。長安先生很早便進入印刷廠打工，半工半讀、就讀夜校、服兵役，隨后進入經濟類大專技校學習，機緣巧合之下，順理成章成為經濟與社會新聞記者。鄧家四個男丁在臺灣皆服過兵役：二哥長順出海成為水兵，三哥與老五亦從軍入伍，尤其三哥鄧長富，在軍中官至高位。

長安先生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也鍛煉出一天輕松寫出近萬字稿件的職業能力。多年跑警察局的經歷中，他尤為自豪的有兩件事：

第一，因閩南語出類拔萃，常被安排為當年南下微服私訪、作風親民的總統蔣經國，擔任閩南語與國語的翻譯。

第二，鄧麗君小姐的閩南語專輯中，每一首歌曲的發音細節，都是當年由長安先生這個大哥，一字一句親自糾正、校對、教授。幾十年來，每當聽到妹妹的閩南語歌曲，他總是感慨萬千。

鄧家人（除鄧媽媽外）似乎并不會刻意在家中主動聆聽鄧麗君小姐的唱片，或許是不愿刻意觸景生情?？梢坏┰趶V播或電視中偶然聽到、看到她的音容笑貌，往事便會不由自主地浮現，而她卻早已不在身邊。

作為長子，長安先生自幼受盡磨難，但鄧媽媽多少還是對他有所偏愛。母女海外演出歸來，鄧媽媽曾先給長子買了一件POLO馬球衫。走在街上格外醒目，同學同事紛紛驚羨，稱那是價格不菲的名牌，引得三個弟弟也紛紛向母親討要。

長安先生性格依舊老派，與我講述往事時，仍習慣使用“民國多少年”的說法，我只好在心里默默換算。他這一代人，對祖籍、對“認祖歸宗、不忘本”的觀念依然看得很重。雖在臺灣生活了70多年，但當被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排外地視為“外人”時，他反倒覺得啼笑皆非。臺灣本土話的各類方言，他比許多臺灣年輕人懂得多得多；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臺灣的變遷，他幾乎一路親歷。

往事如煙，有些想不起來，有些卻無論如何也忘不掉。幾十年的風云變幻，細節此起彼伏。

如今，他坐鎮高雄50年，看云卷云舒，聽花開花落。

前一天聊天中，我們曾聊起彼此人生中第一次喝咖啡。長安先生說，麗君應該比自己更早喝到咖啡，因為早早和媽媽去海外商演，而自己第一次喝咖啡則是20多歲、服完兵役之后的事了。那時什么都不懂，砂糖、牛奶分不清，只見一杯黑乎乎、熱騰騰的咖啡端上來。壯漢鄧長安先生拿起咖啡勺，努力讓自己顯得優雅，一勺一勺地喝。遠處的服務生，抿嘴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