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滬會戰，用鮮血洗刷恥辱的民族覺醒之戰！

當積壓已久的怒火終于爆發，當刻骨銘心的仇恨再也按捺不住，當那個占我土地、殺我同胞的生死仇敵近在眼前，這一刻，唯有鮮血才能洗刷曾經的恥辱。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影響最深遠、也最具標志性意義的一場戰役。我軍將士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正面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

這一戰，我軍戰士用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證明：無論敵人多么強大，無論我們的處境多么艱難，無論我們遭遇多少次失利，哪怕身處至暗時刻，哪怕戰至最后一個兵、最后一條槍，我中華民族也必戰斗到底。這，就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規模最大、戰斗最為慘烈的戰役——八一三淞滬會戰。

縱觀世界近代歷史，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哪個國家能像中華民族一樣，在戰火中度過如此漫長的歲月；更沒有哪個民族，在經歷百年屈辱、無數磨難，一次次被擊倒又一次次奮起后，依然能爆發出如此驚人的戰斗意志。更讓全世界為之驚嘆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那隱藏在骨子里的戰斗基因，曾一度被當權者壓制。

在歐洲，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往往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發表震撼人心的演講來動員士氣、鼓舞民心，雖有成效卻不盡如人意，斯大林、丘吉爾、戴高樂便是其中代表。但在中國，情況卻截然相反。

濟南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掀起抗日浪潮；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我東三省，舉國上下群情激憤，誓要與日寇不死不休，國民政府卻奉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進犯上海，即便國民政府再三強調“不抵抗”，戰斗依然爆發。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國民政府才終于堅定抗日決心，積壓已久的怒火徹底迸發，這個沉睡的戰斗民族就此蘇醒。日寇很快便會明白，什么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什么是“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37年7月7日，以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為首的擴張派揚言，中國是不堪一擊的國家，日本只需出動三四個師團的兵力，便可征服中國。他們甚至狂妄認為，只要日本海軍靠近塘沽，天津、北平就會不戰而降。

日寇之所以滋生這種癡心妄想，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一味軟弱退讓，助長了列強的侵略氣焰；其二，日本多次在中國尋釁滋事，尤其強占東三省時，中國軍隊的不抵抗政策，讓他們誤以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早在一二八事變中，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更是揚言，上海戰事打響后，他只需揮動日本國旗，中國軍隊便會落荒而逃，4小時內就能占領整個上海。結果開戰之后，鹽澤幸一被蔣光鼐率領的中國軍隊重創，狼狽不堪。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輕易占領平津兩地，愈發助長了其囂張氣焰。日本陸軍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在一系列“勝利”的刺激下，滋生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幻想。正如之前所述，自日本關東軍擅自挑起侵華戰爭并取得所謂“戰果”后，日本國內逐漸被軍國主義思潮裹挾。這群狂熱分子在制定1937年對華作戰計劃時，將下一個戰略目標鎖定在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計劃兵分兩路從上海、杭州登陸，一舉占領上海、杭州、南京三大戰略要地。

巧合的是，日軍此時的侵華路線，與江戶幕府后期日本學者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設想的擴張路徑如出一轍，先取東北，再圖華北，繼而進軍東南，最終攻占南京。上海作為長江入海口，是中國華東地區的門戶，一旦被日軍占領、開辟華東戰場，既能減輕華北日軍的壓力，又能憑借鐵路與平原地形優勢，以機械化部隊逐個擊破國軍主力。若中國主力退守東南沿岸，戰爭局勢將陷入被動，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也可能得逞。

事實上，一二八事變后，日本便借著《上海停戰協定》限制中國軍隊部署：一方面要求中方不得在上海駐扎正規軍，另一方面卻暗中加強上海租界內的軍事部署。經過多年經營，所謂的日本租界早已淪為堅固的軍事堡壘，區內的機關、學校、商店等建筑均被改造為軍事掩體，藏匿大量武器彈藥。截至盧溝橋事變前夕，日軍在上海地區已修建百余處軍事設施，部署兵力1.5萬人，配備30多艘軍艦及百余架飛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深刻意識到，日軍在淞滬地區發動侵略只是時間問題。自1933年起，國民政府便開始在京滬沿線勘測地形、修筑防御工事，并研究各類作戰計劃。因《上海停戰協定》限制，國民政府巧妙組建保安部隊，這支所謂的“保安團”實則為正規軍，僅更換番號與服裝，暗中駐守上海。

此外，國民政府在京滬沿線劃分三個作戰區域，沿四條主要防線修筑以鋼筋水泥為主體的防御工事，分別是吳江至福山的吳福線、無錫至江陰的錫澄線、乍浦至蘇州的乍嘉線，以及海鹽至嘉興的海嘉線。為保障部隊快速機動，國民政府還專門修建了貫穿蘇州、嘉興的鐵路。1936年，國民政府在蘇州成立秘密作戰指揮機構，以“中央軍官學校高級教官室”為掩護，由張治中擔任軍事長官，專門負責制定京滬地區作戰計劃及主持防線工事修筑，戰時可直接轉為前線指揮所。

張治中，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巢縣人，出身農民家庭，先后畢業于武昌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預備學校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進入黃埔軍校擔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長，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他既是蔣介石的親信，也是我黨的摯友。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張治中主動請纓，率部與日軍激戰多日，終因戰局失利退守常熟，“這口窩囊氣他憋了整整四年”。因此，當再次被委派負責京滬防御區時，張治中始終緊繃神經，時刻準備與日軍全面開戰。

當日軍以演習為名在上海尋釁時，張治中立刻警覺，第一時間調集麾下所有可指揮部隊進入一線待命。然而，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國民政府為營救蔣介石，將上海周邊的36師、88師調走。張治中在此期間憂心忡忡，生怕日軍趁機發難，好在上海方面的日軍并未行動。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張治中接任京滬警備司令官，他當即調集兩個團的兵力，偽裝成憲兵進駐松江虹橋機場、龍華機場，防備日軍突襲。不料，隨著平津告急，日本突然在上海發布訓令，要求揚子江沿岸所有日本僑民撤回租界。平津淪陷次日，兩名日本士兵駕駛汽車在虹橋機場附近橫沖直撞，沖過我軍警戒線向機場疾馳，保安隊上前阻攔時遭日軍槍擊，隨后這兩名日本士兵被當場擊斃，而執行警戒任務的“保安”，正是張治中部署在機場的正規軍。這便是引發淞滬會戰的導火索“虹橋事變”。

這一幕何其熟悉！事變發生后，日本立刻借機發難，叫嚷中方違反停戰協定、“射殺日本海軍官兵”，是對“皇軍”的莫大侮辱，要求派人現場勘察，同時逼迫中方拆除所有軍事工事、撤回保安隊。說白了，日本的真實意圖是：不管兩名士兵為何被殺，責任都在中方，必須允許其進入機場偵察兵力部署，為后續轟炸做準備；同時逼迫中方撤出上海，好讓他們像占領東三省、平津那樣輕易奪取上海。

讓日軍萬萬沒想到的是，中方此次態度異常強硬。上海市長俞鴻鈞不僅斷然否決日方所有無理要求，還條理清晰地駁斥日方“違約在先、賊喊捉賊”：首先，日軍在中方地盤尋釁，純屬自食其果；其次，日方違背停戰協定擴充軍備，若真要談撤軍拆工事，也應先由日方撤回全部部隊、拆除租界內軍事設施。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寸步不讓。

眼看日軍蠢蠢欲動，國民政府內部卻出現分歧：部分人以“計劃不完善、準備不充分”為由空泛推諉，反對開戰；當然，國軍內部不乏主戰派，他們與張治中一樣，主張先發制人，集中優勢兵力進駐淞滬，對日軍發起猛攻予以重創。彼時華北日軍氣焰正盛，我軍壓力巨大，若在華東開辟第二戰場，既能分散日軍兵力，又能牽制其南下步伐。

上海是中國經濟中心，必然是日軍的必爭之地，此處開戰既能牽扯日軍主力，又能因西方列強在滬擁有巨額利益，有望促使其介入干涉，對我方有利。更重要的是，日軍裝備精良，機械化部隊優勢顯著，但在上海城區作戰中，其裝備優勢將大幅削弱；后續可將日軍引入江南水網地帶，以持久戰消耗其有生力量，將日本拖入戰爭深淵。只要中國堅持抗戰，終將獲得國際援助，這便是戰勝日本的正確路徑。

從地理角度看，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抗戰大后方位于西南，即便淞滬戰局失利，我軍也可邊打邊撤，依托西部高地組織防御，占據地形優勢。于是便出現了有趣的戰略對撞：日本企圖開辟華東戰場，占領淞滬后憑借鐵路、水路優勢速戰速決，全然不計失敗后果；中國主動在淞滬開辟第二戰場，旨在分散敵軍力量、爭取國際介入、開展消耗戰，即便失利也能依托地理優勢持續消耗日軍。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本身就是一場豪賭。

然而，論戰略遠見，教員眼光堪稱深遠。早在1936年7月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教員便預判了中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項方針，明確指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必然屬于中國，且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教員指出，中國是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便日本占領一兩億人口的區域，中國也遠未到戰敗的地步，仍有足夠力量堅持抗戰。而日本在戰爭中必須時刻提防后方安全，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特點，此時反而成為優勢，即便日本切斷上海與其他地區的聯系，對中國的影響也遠不及切斷紐約與美國其他地區對美國的沖擊；即便日軍封鎖中國沿海，也無法封鎖西北、西南等內陸地區。

因此，抗戰勝利的核心在于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建立舉國一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軍隊要取得勝利，必須在廣闊戰場開展高度機動的運動戰，做到迅速前進、迅速后退、迅速集中、迅速分散，而非局限于深溝高壘的陣地戰。當然，這并非放棄重要軍事據點，而是以運動戰為主要方針，陣地戰僅作為輔助，在有利時機靈活部署。

日本的戰爭機器笨重、行動遲緩、效率有限，若我方集中兵力在狹小陣地打消耗戰，反而會喪失地理與經濟組織上的優勢。因此，戰爭初期應避免大規模決戰，以運動戰逐步消耗敵軍精銳與戰斗力；同時在農民中廣泛組織游擊隊，像東北抗日義勇軍那樣開展敵后游擊戰，這僅僅是中國農民抗戰潛力的冰山一角。只要組織指揮得當，就能讓日軍終日疲于奔命，時刻防備襲擊。

必須牢記，戰爭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日軍始終處于中國人民的包圍之中。他們不僅要長途運輸物資，還要分兵看守交通線、防備敵后襲擊，同時需保留大量兵力駐守滿洲與日本本土，兵力分散嚴重。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可俘虜日軍士兵、繳獲武器彈藥以補充自身，同時爭取國際援助，逐步提升裝備水平。

隨著時間推移，我方陣地戰能力不斷積累，而日本在長期消耗下，經濟將逐步崩潰、士氣日漸萎靡。反觀中國，抗戰潛力持續迸發，大批愛國民眾奔赴前線，為民族獨立與自由而戰。屆時，便可對日軍占領的堡壘與根據地發起致命一擊，徹底驅逐日本侵略者。這，便是《論持久戰》所勾勒的抗戰勝利路徑，也正是淞滬會戰所踐行的戰略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