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譚啟龍書記的警衛秘書去世前，拉著首長的手：我夠本了

1960年初冬，山東微山湖畔的冷風直往棉衣里鉆。災情報告一摞摞送到省里，譚啟龍剛翻完一份，又扣上軍大衣扣子往下鄉的吉普車上鉆。車后排坐著的人是江祥康，沉默寡言，卻把槍口朝下護在腿邊。兩人誰也沒提起自己正發著低燒，也沒人記得今天該是星期幾。

災荒年份走村入戶談不到什么客氣話，見到的多是空倉和缺糧的炊房。譚啟龍一句“再難，也要把老百姓托上來”落地時，江祥康把筆記本掏出來，硬是記了滿頁。這份默契外人看不見，實際上已延續了十五個年頭。

把時間撥回到1933年6月25日，瑞金。那天毛澤東坐在矮凳上，同貧農代表閑話家常。擠在會場一角的譚啟龍，瘦削，一雙腳還打著補丁。主席問他：“小伙子，你家在哪里？”他答：“黃塘村。”又補一句：“是個放牛娃。”一句簡單的自我介紹，讓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雇農的孩子，骨頭最硬。”這話像火苗，烙在少年心里。

14歲參軍，他從放牛人變成紅軍戰士。一次次突圍，一次次夜行軍，他的鞋底磨得像紙，腳卻沒停過。忠誠與韌勁，同步生長。到1946年冬，他已是山東野戰軍縱隊政委，忙得連口熱水都顧不上喝。宿北與魯南兩戰首尾相接，他夜夜批示，終于撐到戰役尾聲才一口血噴在戰場邊的老槐樹下。

那一天，還是江祥康先發現異樣。看見地上那灘暗紅，小個子的警衛員一把抱起首長，急得哭聲發顫：“首長，您別嚇我！”譚啟龍抬手抹掉嘴角血絲，氣息微弱卻還說笑：“你看戰壕里倒下那么多弟兄，我能活到今天，已經賺了。”

這句“我能看到今天，夠本了”，江祥康默記心里，從此成了他衡量得失的標尺。次年夏末，江祥康正式調為譚啟龍的專職警衛員。槍炮聲漸遠，日常卻不輕松——東南到華東，哪里需要干部，譚啟龍就往哪兒去；他走到哪兒，江祥康就跟到哪兒。

1953年，浙江省委大院新來了一批年輕干部，江祥康卻突然消失了。原來譚啟龍把他送進工農速成中學，“誰說警衛只能端槍？念兩年書，改天也能寫材料、審公文”。江祥康背著行李去上課，逢休假就回到首長辦公室，自嘲一聲“學生來報到”。可畢業證剛到手，人還沒捂熱，山東那邊又出突發任務，電話里只有一句：“老江，到濟南來吧，這里缺人。”

于是他從魚米之鄉趕到受災之地，放下新被褥，陪著首長鉆玉米地、下淤泥灘。一個冬夜，兩人困在臨沂山區老鄉屋里，窗紙被風吹得啪啪響。炕頭上只有黑面窩頭，譚啟龍拈起一塊遞過去：“就這條件，你還能受得住？”江祥康咬了一口，笑說：“您打仗都在最前面，我比您舒服。”

從那以后，“首長打仗，從來在前邊”成了他面對清苦的擋箭牌。更難的，是譚啟龍動不動就把“自己靠邊站”掛嘴上。1961年災后重建初見成效，中央決定由他主持山東工作，他卻回電：如能派更強同志，愿當副手。報告拍回，北京沒同意，連帶表態：山東不能沒有他。文件宣讀那天，江祥康在人群中鼓掌，掌心拍得紅腫，心里卻踏實：跟著這樣的首長，再苦也值。

時間眨眼就到1992年3月。江祥康病危通知發出時，譚啟龍在北京參加會議。老人拄杖趕回上海長征醫院，一路沒合眼。病房里，機器聲滴滴作響，熟悉的警衛秘書瘦得只剩骨頭。江祥康掙扎著抬手，抓住那雙曾在戰場指揮千軍、也在爐邊給他添煤的手，聲音像風一樣輕：“首長……我夠本了。”

十三個字，說完他閉上眼，再沒有睜開。病歷寫著“心肺功能衰竭”，而老戰友們都懂，耗掉的是一輩子跟隨的忠誠。守靈那夜，譚啟龍不讓別人陪，他自己坐在靈前，直到天亮才站起來，腰有些直不起來。

此后每逢年關，譚家飯桌上總會出現江家的兩個孩子。酒杯從來遞到老書記手邊，他卻只抿一點點，然后舉杯：“敬江祥康。”旁人聽得鼻尖發酸，卻知道不能勸——這已成老人最私密也最莊重的儀式。2004年春，譚啟龍在成都病逝，遺言只有兩件事：骨灰回浙東抗日根據地，與英烈埋一起；江祥康若同意，也把他安放在旁邊。

小青山上，新掘的墓穴緊挨著。碑文極簡單：“譚啟龍 1913—2004”“江祥康 1925—1992”。沒有豪言，也沒有頭銜。偶爾有參觀者經過，很難想象，這里曾走出過一位共和國省委書記，和他半生不離的警衛秘書。

若追問這段故事的意義，答案并不復雜。有人把一生交給了信仰，有人把一生交給了那個人，他們共同守護的，是同一面旗。放牛娃、速成校學員、省委書記、警衛秘書，這些身份在戰火與歲月中不斷更迭，真正不變的，是一句看似平常卻沉甸甸的話——“我夠本了”。它不是妥協，而是把個人生死、個人得失，一早就擺進了大時代的刻度尺里。

資料來源：同志 戰友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