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昔日同窗酒后給毛主席寫信：蔣介石不管我，所以找您來管

1918年深秋的北大圖書館里，燈光昏黃。一個來自湖南的青年正伏案整理借閱卡片，另一位山東小伙則擠在旁聽席臨摹《花卉集稿》，舉手間，兩人點頭寒暄。誰也沒有料到，三十多年后，這段微不足道的同窗緣，會在一封醉酒信中被重新提起。

時針撥到1938年。北平已改名北平，日寇鐵蹄緊逼。李苦禪在天津舉辦個人畫展，四天賣畫所得兩千余元銀圓，還沒來得及數清，他就把皮包交到了地下交通員手里。有人問他：“夠嗎？”李苦禪淡淡一句，“差一點兒再來找我。”這一筆錢，最終讓一隊青年安全抵達延安。緊貼時局、赤手空拳的畫家，開始在敵后情報、救助、掩護的重重暗線上來回穿梭，他的《鷹石圖》筆力勁健，現實里，他本人更像一只不肯低頭的鷹。

勝利的鐘聲在1945年敲響。三年后，解放軍入城，北平和平解放，城樓紅旗獵獵。李苦禪被禮聘回到國立北平藝專，教寫意花鳥。可行政架構幾經調整，課程被縮到極限，學分制追捧西畫，寫意班清冷得很。供給減少，他只得在家中刻橡皮章、抄佛經換米面。左右鄰居看得心疼，卻幫不上什么忙。

1950年盛夏，北京城悶熱異常。一個夜晚，老友帶來幾壺紹興黃酒，幾碗下酒花生，推杯換盞間，壓在李苦禪胸口幾年的苦悶全都翻涌上來。酒過三巡，他抓起毛筆，紙張嘩啦鋪滿桌：“毛澤東主席，舊同學李英苦禪敬啟——蔣介石不管我，所以來找您管！”一氣呵成，落款寫上自己的住所，末尾還貼了一張并不對等的郵票。醉意消散，筆墨已干，無奈之下，他將信投入街角郵筒。關上鐵門那一刻，畫家突然意識到，這可是寫給共和國領袖的信，自己是不是唐突了？

信發出的第十三天，田家英敲開了李家的木門。屋里只點著一盞煤油燈，畫案邊堆滿半干的宣紙。田家英開門見山：“主席讓我來看看您，到底遇到什么難處。”李苦禪愣了片刻，連忙起身，連聲自責：“酒后狂言，豈敢勞動主席牽掛！”這段對話只有寥寥數語，卻讓在場的人都紅了眼眶。

實際上，毛主席早已在8月26日給徐悲鴻寫信，詢問李苦禪授課與待遇事宜，并叮囑“可否適當安排，使其潛心藝術創作”。徐悲鴻立即回函說明情況，建議成立民族藝術研究所，將李苦禪列為研究員，同時恢復授課津貼。手續在短短一周內辦結，效率之高，頗出眾人意料。

有意思的是，李苦禪并未就此止步。他將毛主席的關心視作再度發力的起點，接連完成《寒鷹破霧》《松石雙鶴》等大尺幅作品，展覽現場人潮涌動，連外賓都常駐足詢價。寫意花鳥在學院里重新占據課堂，越來越多青年學生改拿大筆蘸濃墨，而非專攻石膏像。老一輩畫家暗自感慨：這封“醉信”竟成了民族寫意重新抬頭的拐點。

值得一提的是，李苦禪從未向外界炫耀與毛主席的這層關系。他在課堂上只說過一句：“潤之跟我一樣，是北大舊人。”再無多言。直到1960年代，中學生讀到《毛澤東年譜》，里頭出現了一條短短的執筆批示，大家才把兩條線索對上。那段塵封往事逐漸被學界整理、考據，細節與原件如今收藏在中央檔案館內。

回看此事，李苦禪的求助信固然源于生活困頓，但更深層的動因，是一位文化人對新政權的信賴。若對時局缺乏信任，醉酒也難開口；若遠離人民，領袖也不會在日理萬機之時，重視一名教授的生活冷暖。藝術與政治，曾被看作平行線，卻在1950年的那一個夏夜有了交集；一位畫家的筆墨困境和一國領袖的家國擔當，最終匯流成一段佳話。

遺憾的是，李苦禪終生都不愿再提當天的醉態。他后來對學生只留下一句提醒：“能不喝就不喝，若真喝了，就別提筆寫信。”學生們聞言哄笑，其實心里都懂：當年的那封信，何嘗不是一場妙不可言的誤打誤撞。

李苦禪于1983年病逝，享年八十四歲。整理遺物的人在抽屜最深處發現一只舊信封，牛皮紙泛黃，右上角的郵票早已脫膠，卻還能辨認出收信人欄端端正正寫著——“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先生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