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新四軍女戰士章輔：敵人撕開她的上衣，她把紅五星藏在胸口

1938年10月的一個深夜，皖南涇縣的狹窄站臺被蒸汽籠住，車門剛一打開，瘦削的章輔跳下月臺，背包里裝著兩本速記課本、一枚縫好的五角星和父親托四叔帶來的書信。沒人會想到，這位上海大同大學的高材生只用了三天時間，就從課堂上的進步青年變成了新四軍教導總隊八隊的學員，年僅二十歲。

訓練極苦。山道拉練、匍匐滲透、電訊密碼一項不少。有時深夜歸來，女生們擠在土坯房里，額頭的汗水還沒干就要摸黑寫心得。有人抱怨：“這也太拼了吧？”章輔搖頭，“打仗不是寫文章，咬牙堅持吧。”一句話，把幾位同學說得直點頭。她寫速記稿最拿手，還偷偷給隊友縫了好幾顆紅五星，說戰士先要在心里把星安好。

1939年春，她被調入五支隊戲劇隊。表面唱戲，實則做黨的秘密宣傳。新編的《東進之歌》里，“守土抗日”六個大字被她寫得鏗鏘，觀眾席里很多小伙子聽完就報名參軍。有人不服氣：“唱唱跳跳能贏戰爭？”她笑答：“一臺戲，能換十條槍。”

進入1940年，華中敵后斗爭愈發險惡，日偽與頑軍頻繁掃蕩。5月，政治部決定讓她帶隊去高郵、興化一帶發動群眾。算上挑夫和警衛，一行九人。鄉親們口口相傳，“來了個會唱戲、能寫字的小娘子”。每晚，小廟、祠堂燈火通明，革命故事伴著鄉音流轉。短短一月，幾十名青年悄悄報名參軍，鄉間糧棉也組織了輸送線。章輔暗自松口氣：值了。

可風聲也在聚攏。7月6日傍晚，宣講結束，東家老李挽留他們過夜。天光漸暗，遠處犬吠此起彼伏。章輔警覺，卻仍決定不驚動百姓。深夜，塔集鎮區長蓋慶成帶著偽保安隊破門而入。槍托一揮，九人被押往寺廟。

拷問開始。油燈搖晃，塵灰彌漫。蓋慶成先軟后硬，得不到口風后惡向膽邊生，盯上了章輔。對她說了句只有他自己覺得溫柔的話：“跟我走，保你富貴。”回答只有兩字：“做夢。”他惱羞成怒，一把扯裂外衣，繡在里衫上的紅五星跳入眾人視線。那一刻空氣仿佛凝固，她把衣襟合攏，目光平靜。蓋慶成愣了幾秒，揮手抽來皮鞭。

皮鞭、鹽水、電刑輪番上陣，寺廟暗房里只剩粗重喘息。凌晨時分，章輔奄奄，卻仍低聲提醒身旁戰友：“別說。”這兩個字，僅八畫，卻像峻嶺。蓋慶成的手下試圖停手，蓋喝道：“加電！”嚎叫與火星交織，他想從哀嚎里聽到口供，結果仍是沉默。

7月7日午后，國民黨頑軍接收了俘虜。夾溝刑場陰風獵獵，反動派讓九名戰士跪地示眾。章輔站著，脊梁筆直，道：“跪天地，不跪漢奸。”敵人惱羞，撕掉她外衣，想讓恥辱壓垮最后的尊嚴。她挺胸，鮮血干涸在五角星旁，高呼：“打倒侵略者，打倒賣國賊！”歌聲突兀而起，《國際歌》的旋律在空場上回蕩，槍口悶響接連傳來。

子彈掀起塵土，二十二歲的生命定格。鄉民偷偷收殮遺體，將九位戰士安葬在田埂一隅，木牌上只寫“新四軍烈士”。他們沒把紅五星取下，說戰士的心要與星同在。

再往前推幾年，一顆種子是如何落進她心田的？要從1902年說起。那年，章四叔章鳴玉東渡日本，結識秋瑾等革命者。歸國后，他在紹興虞西二小辦女子學堂，宣講新思想。1923年，七歲的小章輔第一次聽四叔講起“驅除韃虜，中華自立”，她聽得入神。后來升入上海新亞女中，她在黑板上寫下“救亡圖存”四字，筆鋒如刀。

“八一三”炮火把課堂變成廢墟，封校令下，她索性走上街頭。游行、手抄報、義賣捐款，她哪樣都干。“國破了，哪有安穩讀書？”她常這么說。1938年春，地下黨找她談話：“去部隊，真刀真槍。”她沒猶豫。火車到涇縣那晚，她把家書藏進背包，隨即交給交通員燒掉，只留五角星別在貼身里衫——這是她給自己的約法三章：人可死，星不能丟。

有人問她怕不怕。她笑得爽朗：“怕？把命交出去就不怕了。”話聽著輕，可執行卻要鋼鐵意志。寺廟暗室里，她讓人見識了鋼的韌度。刑場黃土邊，她讓人見識了火的光亮。

1949年，高郵解放，當年看過她演出的小伙成了縣武裝部長。清點烈士名冊時，他在夾溝碑前找到了那串熟悉的姓名，久久未語。1950年，章家人接到地方政府寄來的烈士證明，封皮暗紅，正中一枚燙金五角星。父親捧著它，沉默半晌，只說了一句：“閨女沒丟咱章家的書生氣節。”

章輔的故事在許多老兵口中流傳。那些老人常說，她唱過的《國際歌》，在刑場上特別嘹亮，仿佛催命的槍聲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伴奏。如今的夾溝舊址只余殘墻，荒草間的石碑卻還在，雨過天晴時，斑駁的碑面上依稀可見那一抹生動的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