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周恩來在廬山，找杜修賢等人談話：要注意多拍攝西邊的會場

會議次日清晨，霧氣尚未散盡。杜修賢早早就位，先調(diào)光圈，再試焦距，鏡頭在大廳里慢慢劃過去。東側(cè)是常委席，坐次清楚得很；中區(qū)是各省代表，神情緊張；當(dāng)鏡頭踱向西側(cè)，杜修賢突然吸了口冷氣——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羅瑞卿一溜兒排開，全是此前被疏散的老帥。原來如此，總理是怕歷史缺少他們的影像。想到這兒，他按快門的手指力度不自覺多了幾分，生怕錯過任何表情。

其實，杜修賢對陳毅的惦記早就壓在心頭。1969年10月，根據(jù)戰(zhàn)備疏散命令，陳毅先被分到河南開封，后在徐向前的調(diào)換下改去石家莊養(yǎng)病。那時杜修賢忙著隨行外調(diào)，跑遍新疆、甘肅，總抽不出身。回北京時，他曾拐進(jìn)中南海想探望，結(jié)果得到“老總已疏散”的通知，內(nèi)疚像石子一樣硌在心口。

這回廬山相見卻隔著會場的肅穆氛圍，他只能遠(yuǎn)遠(yuǎn)看著陳毅略顯消瘦的背影。午后分組討論，他混到華北組，想湊近寒暄幾句，卻見陳毅正拿著頓卡頓卡的汽油打火機(jī)，一下一下磨火花。“龜兒子打火機(jī)！”四川話悶在喉嚨沒飆出來，全寫在眉頭。杜修賢心疼，摸出火柴“哧”地點燃，悄悄遞到老帥面前。陳毅回頭，眼神先是發(fā)愣，隨即舒展，含笑吐出一口煙霧，眨眨眼，兩人無聲對視，情誼就在那一縷火光里翻騰。

晚上燈火稀疏，杜修賢回到住處，隔窗望見不遠(yuǎn)處那幢二層小樓。陳毅房間燈亮著，影子晃動。他在屋里踱步，嘴里喃喃：“去，還是不去？”糾結(jié)良久，終于披衣出門。秘書給他開門時驚訝地說：“老杜？怎么這么晚？”樓上傳來爽朗的呼喊：“叫他上來！”樓梯窄，腳步聲急。陳毅見面先一句打趣：“老杜，你膽子不小啊，還敢來看我？”兩人哈哈一笑，氣氛立刻活絡(luò)。

寒暄后，陳毅掏出那只頑固的打火機(jī)，對杜修賢做了個按壓的手勢，小聲問：“能不能幫我搞個氣體打火機(jī)？聽說洋貨好用。”一個堂堂元帥，為了一只小玩意兒跟老朋友“托關(guān)系”，畫面令人心酸。杜修賢當(dāng)即拍胸脯答應(yīng)，心里卻暗暗揪緊：這事必須辦成。

會期結(jié)束，陳毅離開廬山回石家莊療養(yǎng)。杜修賢返京后到處托人，逢誰出國就追問一遍“能不能帶個氣體打火機(jī)？”有人爽快答應(yīng)，也有人說“排隊吧，你十九號”。他不停催促，感覺時間被人往外抽絲一樣難熬。

1971年春，傳來噩耗：陳毅確診胃癌。消息炸得杜修賢手腳發(fā)麻，當(dāng)晚一宿沒合眼。幾周后，他拎著一只普通的塑料打火機(jī)趕到醫(yī)院，卻怎么也掏不出口袋。病床上的陳毅仍舊樂呵呵，“我這老骨頭，還撂不倒。”他讓人把煙遞給杜修賢，自己卻沒抽，苦笑著說：“醫(yī)生下令戒了，算我沒口福。”

朋友托的禮物一直拖延。直到1972年1月，陳毅辭世，靈堂外雪粒噼啪落在柏枝上，白幡映著雪色分外刺眼。三天后，那位“出國朋友”提著精美盒子上門，興沖沖遞過來：“兄弟，你要的氣體打火機(jī)。”杜修賢接過，沉甸甸，卻再無喜色。他只是低聲說了句：“晚了。”隨后把盒子放進(jìn)書柜頂層，再也沒動過。

十四年過去，1984年秋，中央新聞紀(jì)錄電影制片廠清理庫房。新一批膠片修復(fù)時，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盒“多拍攝西邊”的膠卷保存完好，里面老帥們的神情分外清晰——陳毅手握打火機(jī)的瞬間也被收進(jìn)鏡頭。年輕的資料員問：“當(dāng)年誰想到要拍這一側(cè)？”值班老同志拍拍灰塵，淡淡回道：“周總理眼界深，知道有些畫面再也拍不到。”

如今，這段影像靜靜躺在恒溫庫里，而那只銀色的氣體打火機(jī)，依舊在杜修賢家書櫥最上層。影像與物件，一動一靜，默默見證著那年廬山難得的重逢，以及一位老友未曾兌現(xiàn)的小小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