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夫婦的家務分工越平等，他們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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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蔣藝岑，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朱勤，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

責編：錢岳

寫在前面

在崇尚平權和自由的互聯網時代，家庭及其內含的瑣碎勞動，常常被解讀為束縛新一代女性的枷鎖。從喪偶式育兒的熱議、隱形家務的叩問，到對出走的母親的共情與聲援，無不折射出當代年輕人對更具平等底色的親密關系的深切期許。

▲來源：電影《出走的決心》宣傳海報

但把視角轉向上一代人，這種關于平等家務分工的焦慮似乎并不那么常見。對出生于上世紀30到60年代的老年人而言，家庭內部的分工更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生活秩序：妻子、母親、祖母的角色，往往與圍裙和灶臺緊密相連。在這樣的語境下，許多老年女性習慣將自身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性別不平等的家務分工，也未必與“不幸福”的感受相聯結。

然而，“出走的母親”這一現象不禁發人深思：當下中國老年人或正處于傳統家庭慣性與現代性意識交織的張力之中，她們對承擔更多家務的不在乎，是本心使然嗎？若丈夫能夠分擔更多家務、實現更為平等的家務分工，這是否會對這一代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產生積極影響？我們新近發表的論文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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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的健康效應

長期以來，家務勞動一直更多被視為女性的責任。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傳統家庭經濟模式的瓦解以及教育的普及推動了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為女性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自20世紀中葉以來，女性主義理論持續批判“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呼吁通過立法保障女性就業權利，并推動家庭勞動的性別平等分擔。因此，對于家務勞動分工（本文指非照料性的家務勞動在夫妻間的分配方式）與健康之間的關系，主要圍繞這兩種分工模式何者更有利于健康展開，由此形成了學術界的兩種主要理論觀點。

公平理論認為，當夫妻之間的家務勞動分工更加平等、性別角色更為平衡，雙方在關系中實現了相對對等的付出與獲益時，夫妻雙方的健康狀況都更為良好。相反，當家務分工不均時，無論是“受損方”（付出更多的一方）還是“過度獲益方”（付出較少的一方），都可能面臨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

相比之下，專業化理論和性別理論分別從經濟理性與性別規范的視角出發，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更有助于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家庭整體福祉。一方面，這種分工模式被認為可以通過角色專業化實現家庭整體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其與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性別角色期待相契合，也可能降低角色沖突，從而帶來積極的健康影響。

現有研究普遍指出，東亞社會更容易受到傳統性別規范慣性的影響，女性在家務勞動中投入更多、男性參與較少的分工模式被廣泛視為常態。在這一背景下，即便家務勞動分工存在明顯的不平等，也未必對個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然而，亦有研究指出，盡管傳統儒家家庭規范在中國社會中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現代化進程與西方文化的持續輸入正在逐步引入性別平等觀念，使不同制度與價值元素在中國家庭中并置共存，形成一種“壓縮現代性”或“馬賽克式”的社會狀態。在此語境下，家務分工與中國老年人健康之間的關系，可能并非簡單的“非黑即白”，而可能呈現出情境依賴且結構復雜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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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做家務，為什么有人更累？

很多時候，我們談家務，習慣用一個最直觀的標準來衡量是否公平：誰做得多？但真正關鍵的，并不只是做了多少，而是在什么情況下做、和誰一起做、以及你是否有選擇權。

掙錢的人，還該做家務嗎？

在很多家庭里，男性主要負責掙錢，但家務是否可以完全交給另一半？研究發現，家務和經濟貢獻是家庭運作的核心。即使現代女性參與工作更多，丈夫如能有效履行養家者的角色，也能提升夫妻滿意度，而婚姻質量的提升又與身心健康緊密相關。可見，老年夫妻在家務與經濟責任上的選擇和協調，是影響健康的重要機制。

家庭之外，TA的生活還有多少？

現代社會強調老年人積極的社會參與，無論是有償工作還是家庭事務，都能帶來自我價值感和滿足感，從而保護健康。對于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人來說，家庭往往成為最主要的自我實現空間。這意味著，他們在家務中的角色不僅影響體力付出，更會影響心理感受和自我認同，可能對健康產生顯著作用。

不同地區，平等觀念有何不同？

研究發現，性別觀念在中國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以往關注其他國家的研究發現，在經濟發達或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家務分工更平等，幸福感更高；在傳統觀念濃厚地區，女性承擔更多家務、男性參與較少被視為常態，即便分工不平等，也未必影響健康。

因此，在討論老年人的健康時，家務分工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多做一點或少做一點的問題。在不同的收入條件、工作經歷和性別觀念下，同樣的家務分工，可能會對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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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家務分工的健康密碼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22年（除2012年）的六期數據，選取受訪年度調查中雙方均在60歲及以上的已婚、雙方同住且均接受訪談的夫妻作為樣本，結合多種模型和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主要發現。

第一，老年丈夫在每天約6小時、妻子在約7小時的家務勞動時間下健康狀況最佳，偏離這一水平的家務投入均與降低的健康得分相關；[QY1] 丈夫的健康得分基本不隨妻子的家務勞動時間改變，而妻子健康得分的下降與丈夫的家務時間增加相關。

第二，丈夫的家務勞動時間在夫妻總時間中的占比與老年夫妻的健康得分之間均呈現倒U形關系。妻子的最佳健康狀態出現在丈夫占比20%時。相比之下，丈夫的最佳健康狀態出現在80%時。當然，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問題，比如，妻子的健康狀態好，因此承擔的家務多，她們的丈夫所承擔的家務占比就相對較低。我們使用工具變量的方法進行了內生性檢驗，該結果依然穩健。

第三，我們借鑒以往研究，將絕對時間（收入）與相對時間（收入）結合，構建了一個四分類變量，用以考察丈夫在家庭中掙錢與家務角色的協調情況。這四類分別為“高收入、高家務”、“高收入、低家務”、“低收入、高家務”和“低收入、低家務”。分析結果顯示，既高經濟貢獻又高家務參與的老年丈夫，其自身健康指數得分最高；在對配偶健康的影響上，低家務但高收入的丈夫對妻子健康最為有利，而高家務但低收入的丈夫最不利于妻子健康。

第四，參與有償工作顯著調節了家務勞動分工與健康的關系。當家庭是自我效能的主要來源時，家務分工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更為顯著。具體而言，參與有償工作的老年丈夫，其健康狀況幾乎不受家務勞動時間占比變化的影響；而不參與有償工作的丈夫，隨著家務勞動時間占比增加，健康收益愈加明顯。

第五，我們發現地區性別分工觀念顯著調節了家務勞動分工與健康的關系。在性別觀念較為傳統的地區，丈夫過多參與家務可能不符合社會性別期待，其健康指數隨家務勞動時間占比增加會先上升再下降，即當丈夫做家務很多時，比如他們承擔了全部的家務，他們的健康指數較低。而在性別觀念趨向平等的地區，丈夫參與家務可以受到社會、家庭及自身認可，其健康指數則隨家務勞動時間占比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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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中國老年人處在保守一代與更年輕平等一代之間，其家務分工模式及其與健康的關系，并不能簡單地用“平等”或“符合傳統”解釋。

一方面，中國老年群體整體仍偏向傳統，最有利于健康的家務分工距離真正平等仍有一段差距。即便丈夫在家務中的稍許參與即與妻子的健康改善高度相關，“男主外、女主內”仍是家庭分工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老年男性參與更多家務時，健康狀況通常更好，而且不同性別規范對他們的影響也更為顯著。

當代中國老年人仍處在傳統家庭慣性與現代平等觀念交織的張力之中，部分女性對承擔更多家務的“不在乎”，究其根本，更多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塑造的結果；而在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與觀念迭代的多重影響下，這一格局正悄然發生變化。我們期許，未來家務不再只是“她的分內事”，而能真正成為夫妻共同參與、彼此滋養的生活日常。

參考文獻

Jiang, Y., & Zhu, Q. (2025).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6: 1019–1040.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25-10066-4.

制版編輯：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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