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二十多年大軍區一把手，被免去4個職務，等待5年工作沒著落

1949年8月，蘭州火車站汽笛震耳，32歲的冼恒漢跟在西北野戰軍縱隊里，從硝煙中走向新生的城市。誰也沒想到，這位在西北闖蕩半生、后來穩坐大軍區政委寶座的人，會在二十多年后經歷四道免職令，獨自徘徊在北京街頭整整五年。

回溯更早一點，1936年冬，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剛滿月，陜北高原的冷風讓年輕戰士的棉衣呼呼作響。冼恒漢在政治部做干事，跟著部隊在綏德、保安一帶跑前跑后。大伙兒都說這位廣東孩子吃得了苦，心里有股子韌勁。抗戰、解放戰爭，兩場鏖戰把他磨成了“西北通”。

建國當天，西北軍區掛牌，冼恒漢則在司令部政治部坐上副主任的椅子。1955年西北軍區撤銷，新設的蘭州軍區要找個懂西北又擅長政治工作的帶頭人，他順勢成了首任政委。一把手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槍桿子與秧田雙肩挑，既要抓戰備，也要幫地方開溝修渠。

甘肅窮，黃土厚，春天一刮風人都睜不開眼。冼恒漢盯上水利，他拍著桌子說：“先把渠挖通，再談別的。”僅是酒泉、民勤一帶的渠道改造，就讓幾萬畝荒地泛起了綠意。這些“接地氣”的政績，讓當地群眾把他當自家長者，逢年過節少不了往軍區門口送一筐蘋果。

然而，蘭州鐵路局的舊賬像釘子，怎么也拔不掉。鐵路局隸屬鐵道部，可車站、線路又壓在甘肅地盤，中央文件一下來，既要“軍管”，又要“群眾自己起來”。局里兩派對立，互不服氣。1967年，軍隊支左，冼恒漢奉命站隊，他收到的指示只有四個字：“支持紅三司”。

“這是命令！”他在一次碰頭會上語速很快，底下人卻面面相覷。支持了紅三司，另一派便炸了鍋。僵局拖到1974年，鐵道部長帶隊重整，原先被打壓的一派起死回生，雙方積怨更深。兩千多干部的去留，竟成了省里與部里拉鋸的焦點。

1976年春，電話聲驟響，“再去蘭州收尾。”對面只留下一句干脆指令。冼恒漢硬著頭皮趕回，復職一批當初被撤的骨干，誰知“四人幫”倒臺后，封存的恩怨統統被掀開，鐵路系統幾乎癱瘓。有人總結說：這是“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典型錯誤。

1977年6月15日，在京西一間會議室，他的名字連同四個職務被劃掉：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文件用詞平靜，只寫“另行安排”。他點頭簽字，連申辯都省了。那年他六十歲，自認還能再沖刺，卻被告知暫時“休整”。

從此，北京西郊軍隊招待所的院子成了暫居地。每天清晨，他沿公主墳到玉淵潭走一圈，午飯后翻軍史、寫批注。看門老兵說：“冼政委最怕太陽下山，夜深人靜，沒有命令可等。”五年里，調令遲遲不來，昔日同僚陸續復出，他卻始終掛在“候補名單”。

1982年春，蘭州軍區來電，邀請他回去“配合審查”。冼恒漢心里犯嘀咕，又不愿回避。抵達蘭州后才曉得，審查只是序幕，真正的決定是：退出現役，降為師級離休。會場氣氛壓抑，他沉默片刻，只抬頭問一句：“組織需要嗎？”無人作答。

消息傳回北京，人們惋惜。照理說，他在西北的土壤里埋頭苦干，戰功、政績都擺得出來，詩句里的“高天厚土”在他心中早已變成沉甸甸的責任。可惜政策一變，戰功與責任都擋不住那張薄薄的文件。

不過，事情并未就此定格。地方和部隊里不少老同志替他說話，1985年，他的離休待遇提升到軍級，黨籍也獲恢復。此后每逢抗戰、解放紀念活動，總能見到他端坐前排，西裝外罩一件舊呢大衣，精神矍鑠。有人問苦不苦，他擺擺手，“能喘氣就行”。

1990年代，冼恒漢偶爾回甘肅，舊部簇擁，鄉親圍攏，他笑著說自己是“回鄉看棗樹”。昔日灌溉渠旁新栽的白楊已成林，那是他最愿意看的風景。

冼恒漢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時，桌上放著一本密密批注的《蘭州鐵路志》，封面邊角磨得發白。熟悉他的人感嘆：這本書他反復看了十幾年，想明白的也許不只是鐵路局那場糾葛，更是軍人聽命與地方治理之間的微妙尺度。

幾十年兵荒馬亂，他曾高升，也曾墜落。四紙免職令、五年無著落，并沒有抹掉他在西北留下的灌渠與防沙林。位置會變，功過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