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原偽滿洲國總理被收押，意外和兒子相遇，方知他是紅色臥底

1950年9月1日接近黃昏，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的老式風鈴在秋風里叮當作響。張景惠被押送穿過走廊時，聽見身后沉重鐵門關闔的聲響，那一刻，他嗅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末日氣息。誰料前方迎面而來的年輕工作人員，讓這位昔日“國務總理”腳步頓住：那分明是自己二十八年前老來得子的張紹紀，只是胸前的工作證上寫著“張夢實”。

燈光晃動，父子隔著半臂距離，誰也沒有搶先開口。片刻寂靜后，張景惠低聲擠出一句：“你怎么在這里？”對方只是微微頷首，沒有直接回答。短短七個字，將老漢奸拉回十幾年前的記憶——當年他幾乎把這孩子當“共諜”搜捕。如今答案揭曉，謎底竟如此諷刺：兒子早已是潛伏多年的地下情報員。

張夢實1922年出生于哈爾濱歐式洋房，錦衣玉食，乳名“紹紀”。張景惠彼時年過五旬，沉溺鴉片、麻將，無暇陪伴，只在物質上堆砌父愛。9歲尚不會系褲腰帶的小少爺，學會的第一門外語卻是俄語，這成了日后潛伏的天然偽裝。

時局的巨變很快沖破這座“豆腐匠總理”筑起的溫室。1931年九一八后，張景惠選擇追隨日軍，哈市維持會、偽滿議長、國務院總理大臣的頭銜接踵而來，也把家族推向國人唾棄的深淵。昔日玩伴叫他“小漢奸”，校門口的白眼與嘲諷令少年羞憤交加，他對父親的崇拜瞬間瓦解。

一次失敗的出走使父子矛盾公開化。被特務從朝鮮新義州押回的張夢實，表面順從，實則暗暗尋找突破口。文學作品《母親》《家》《春》《秋》帶來的啟蒙，加上堂兄丁非從日本寄來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讓他看見另一條道路的光。那條光最終指向東京——1940年，他登上東渡客輪，進入早稻田大學法律系。

在“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里，他接觸到系統(tǒng)的革命理論，身份從“愛國青年”升級為紅色外圍分子。1941年冬，組織交給他第一份硬任務：弄清日軍山下奉文去向。借父親職務之便，他摸到關東軍機要文件，“山下已抵三亞，部隊南調”十六字情報飛越海峽，蘇德戰(zhàn)場的戰(zhàn)略天平由此微妙傾斜。

太平洋戰(zhàn)事吃緊后，張夢實奉命回國潛伏。長春情報小組需要能出入偽滿高層的“名片”，他無縫銜接。憑同桌共進茶點的閑談，他摸清“火曜會”把持的傀儡政綱；憑妻子徐明從岳父皮包里順出的名片，他讓同志順利進入德泰銀行。零敲碎打的字條、財政賬簿、酒會名單，被他拼成完整情報，源源送往根據(jù)地。

1945年8月，蘇聯(lián)紅軍突入東北。關東軍潰敗之際，張夢實假借收購丸山造紙公司，低價囤貨、高價出清，大筆資金轉入黨的地下賬戶。旋即，他又向蘇軍提供偽滿高官準備出逃的確切名單。行動成功，卻也給他帶來意外麻煩——押送戰(zhàn)犯的機票中出現(xiàn)了他的名字。

8月30日，伯力方向的運輸機起飛前，他向蘇軍軍官辯白自己只是翻譯。對方冷冷一句：“名單已定，少廢話。”于是他與父親一道踏上異國囚車。五年羈押，父子間第一次像普通家庭那樣分享圓白菜芯與葡萄醬，也第一次在篝火旁交心。張景惠常問：“今天干什么活？累不累？”對話簡單，卻抵得過昔日富貴宅邸里千頓無味晚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莫斯科決定移交在押戰(zhàn)犯。張夢實意識到機會來了，在履歷表“是否參加反動組織”一欄寫下“參加東北青年救亡會”，并填上當時已在松北公安部任職的證明人。幾周后，他被提前甄別，順利歸國，并改名“夢實”——夢想得以實現(xiàn)之意。

1950年8月，溥儀、張景惠等二百余人押回撫順。管理所為穩(wěn)定情緒，安排由“內(nèi)部熟人”出面。于是走廊深處出現(xiàn)了開頭那一幕。短暫驚愕后，張夢實低聲說了兩句，“別怕，你們死不了。”總共十個字，卻像一桶清水澆滅了戰(zhàn)犯們的謠言恐慌。溥儀紅了眼眶，張景惠的背微微彎下，仿佛卸下長年壓在骨頭上的罪責。

此后六年，張夢實守在高墻內(nèi)負責戰(zhàn)犯教育，歸檔、翻譯、心理安撫樣樣上手。1956年，他憑表現(xiàn)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59年1月，張景惠病逝于管理所，終年八十八歲。自白書里，這位曾經(jīng)的漢奸對民族謝罪，也對政府寬大處理感激涕零。

離開撫順后，張夢實走上外交教育崗位。北京國際關系學院日法系系主任、第七屆政協(xié)委員，都是公開可查的名單。倘若考究履歷，會發(fā)現(xiàn)他很少提及父親，也極少談及當年的潛伏。有人問，他只笑一聲：“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兩代人走出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一條覆滅于侵略者的戰(zhàn)車，一條暗流里護送著民族的曙光。張景惠被押解那一刻，不曾想到與兒子的重逢會如此戲劇；而張夢實在獄門相見時，也未必料到父親終會在悔悟中離世。歷史從不寫劇本，卻自有邏輯——選擇站在哪一邊，決定了每個人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