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的嬰兒塔，究竟有多殘忍？是封建背景下嬰兒們的屠宰場

想象一下，你站在十九世紀末福州郊外的荒野上。一位英國女畫家正支起畫架，眼前的景象令她著迷：一座八角形的小塔佇立在草叢中，青磚黛瓦，古樸雅致。

塔身不過一米多高，側面開著一個小巧的方洞。在她的眼中，這無疑是當地富紳為飼養白鴿而修建的精致巢穴，充滿了東方田園的詩意。

她甚至構思好了畫面：白鴿在塔頂盤旋，夕陽灑在古舊的磚石上。當她為了捕捉光影而靠近這座建筑時，某種看不見的東西重重地擊碎了她的幻想。

那不是鴿子的咕咕聲，也不是干燥的稻草味，而是一股濃烈到幾乎讓人窒息的惡臭——那是腐爛的肉體、燒焦的骨頭和陳年石灰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這座被誤認為“白鴿巢”的建筑，真名叫做“嬰兒塔”。

在那個被后世無數次剖析的晚清時代，這座塔并非什么風景名勝，而是封建禮教下最令人膽寒的注腳。它不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套高效運轉的死亡處理系統。當地人稱之為“在此處”，一個聽起來隨意得近乎冷漠的名字，仿佛這里丟棄的不是鮮活的生命，而是一堆不再需要的破碎瓷器。

這在當時連一斗優質大米都買不到，卻足以買斷一個嬰兒的生路。挑夫們不需要復雜的工具，一根磨得發亮的扁擔，兩只深不見底的籮筐，便是運送死亡的全部裝備。

當一戶人家決定放棄某個剛出生的孩子，他們會像處理過期貨物一樣，將還在襁褓中啼哭的嬰兒塞進籃筐。

挑夫挑起擔子，穿過喧鬧的街市，路人對此視若無睹。這種麻木比死亡本身更令人心驚，因為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這不再是一場謀殺，而是一種被默許的生活方式。

到達嬰兒塔后，過程變得機械而高效。沒有告別，沒有眼淚，挑夫只是熟練地將籃筐對準那個離地數尺的黑洞，傾倒而下。

塔底深陷地下，沒有出口，孩子墜入其中，若是當場摔死反而是種慈悲；若是活著，便只能在黑暗中與層層疊疊的尸骨為伴，直至饑渴或窒息奪走最后一口呼吸。

為了防止尸體堆積溢出，管理者每隔幾日便會向塔內倒入煤油或生石灰，一把火點燃。烈焰在狹窄的磚塔內升騰，黑煙帶著焦臭味飄散在荒野之上。這并非宗教儀式中的火葬，而是一種純粹的垃圾清理手段，目的是為下一批“貨物”騰出空間。

在這座微型的屠宰場里，死亡有著明確的性別指向。西方觀察者和地方志的記錄拼湊出了一個冰冷的數據：塔內的死者，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是女嬰。

這揭示了嬰兒塔存在的根本原因并非單純的貧窮，而是深入骨髓的功利主義與性別偏見。在宗法社會的算盤上，女孩無法繼承香火，無法提供勞動力，是只進不出的“賠錢貨”。

有人試圖用“貧窮”為這種殘忍開脫，認為這是窮途末路的無奈之舉。事實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在那堆積如山的尸骨中，人們常能發現包裹著絲綢錦緞的嬰兒，她們來自高門大戶。

富裕家庭為了求得男丁，或者僅僅因為厭惡女嬰，同樣會毫不猶豫地將親生骨肉送入塔中。更有甚者，迷信思想將夭折或被遺棄的嬰兒視為“討債鬼”，認為只有將其鎮壓在塔內或燒成灰燼，才能保佑家族免受晦氣侵擾。這種將殺戮合理化、神圣化的邏輯，讓每一個行兇者都心安理得地洗清了手上的鮮血。

短短一個多月，這個十平米的小屋便被兩百多名棄嬰填滿。除了病患兒，工作人員震驚地發現了大量身體健康的女嬰。

監控探頭記錄下了令人心寒的畫面：深夜里，掛著外地牌照的豪華轎車悄然停在路邊，衣著光鮮的父母匆匆將孩子丟進安全島，隨即猛踩油門揚長而去。

那一刻，現代化的豪車與百年前挑夫的籮筐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它們都只是運送“累贅”的工具。那張用來包裹嬰兒的昂貴毛毯，與百年前塔內的絲綢碎片一樣，諷刺地證明了：拋棄孩子的理由，從來都與經濟能力無關，只關乎選擇。

物理上的“嬰兒塔”倒塌了，但那座構筑在人心深處、漠視生命的“心塔”依然堅固。在某些人的潛意識里，孩子依然被視為私有財產，是依附于父母意愿的存在。

只要不符合預期——無論是性別、健康狀況，還是僅僅因為影響了生活質量——就可以被隨意處置。

這種思維模式比那座實體石塔更可怕，因為它隱蔽在法律與道德的夾縫中，披著現代生活的外衣，讓人防不勝防。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秩序化的社會里。想要駕駛汽車，你需要通過嚴格的理論與實操考試；想要行醫治病，你需要漫長的學習和資格認證；甚至想要開一家小小的餐館，也需要獲得衛生許可。

社會通過層層門檻來確保關鍵崗位的勝任力。在這個世界上，唯獨“做父母”這一項關乎生命塑造、決定另一個人類命運的“職業”，不需要任何考試，不需要任何資格認證，全憑生理本能。

我們憤怒于晚清嬰兒塔的殘忍，是因為我們在那座塔的陰影里，看到了人類基因中某種從未被剔除的獸性。

如果有一天，生兒育女需要像考駕照一樣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考核一個人的人格健全度、責任感以及撫養能力，那么我可以斷言：當你環顧四周，甚至審視鏡中的自己，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現任的父母，恐怕連走進考場的資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