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左權犧牲后，毛主席以其名字命名一座縣，沿襲至今沒人改

1969年初秋，華北野戰軍的一批新任參謀趕赴山西參加秋祭。汽車拐入太行深處，路牌上四個大字迎面而來——“左權縣”。一名二十出頭的學員好奇地問身旁的老首長：“為什么這里叫左權？”老首長看了看遠處的蒼莽山嶺，沉聲答道：“孩子，等到了烈士陵園，你就明白了。”一句話，打開了他們探尋往昔烽火的閘門。

時間撥回二十七年前。1942年5月25日拂曉，日軍調集三萬余人，以飛機、重炮協同，突然撲向太行山東麓的遼縣。晉冀魯豫邊區首腦機關、八路軍總部通信臺、隨營黨校皆在此處，一旦被圍，后果不堪設想。擔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左權，時年三十七歲，主動承擔后衛指揮，掩護機關突圍。他用地圖劃出幾條山間小路，吩咐部隊分批分向滲透轉移，自己則留在火線上指示炮兵封鎖日軍進攻要隘。

炮火很快吞噬山谷。上午十時許，一發迫擊炮彈在指揮所附近爆炸，彈片擊穿了左權的胸膛。他倒下時仍高喊：“別管我，趕緊撤！”這是他留給戰友的最后一句話。當天中午，北方局機關安全抵達麻田，而左權長眠于山坡。噩耗傳到延安，毛澤東沉默良久，低聲道：“可惜了，左權是我們軍中的棟梁。”周恩來提筆記下悼詞，彭德懷連夜撰寫碑銘，字字血淚。

悲慟之外，中央很快作出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將遼縣更名為“左權縣”，以示永久紀念。修改縣名，在當時極為少見。有人擔憂此舉會打破行政地名的傳統，毛澤東的態度卻十分堅決：“左權為人民戰死，他的名字應當永存于人民中。”1942年11月，邊區政府正式頒布命令，左權縣自此寫入版圖，再未易名。

許多戰友說，左權骨子里最打動人的是那股沉穩的果敢。從童年張貼“毋忘國恥”標語，到十七歲只身奔赴長沙求學，再到黃埔一期赴蘇深造，他始終把“救國”二字刻在心頭。1937年八路軍奔赴山西后，他利用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來的機動戰術，設計多次伏擊，三晉山河因此多了一抹亮麗的勝利色。長樂伏擊戰，他以不足千人截獲日軍輜重隊，繳槍數百；黃崖洞保衛戰，他依托絕壁地形，讓日軍在峭壁間寸步難行。彭德懷打趣他：“你這小個子，腦子里的用兵章法比山還高。”

左權的勇，不獨在前線。一次，他半夜給母親寫信，說自己“寒衣難暖，可刀槍在手，信心如火”。另一封信里，他告訴留守后方的妻子劉志蘭：“愿得一身血，化作太行松。”那一年，他們的女兒剛滿周歲，取名“左太北”，意在銘記太行山北麓的百姓情誼。戰友們常笑他“怕老婆”，可誰都知道，這位參謀長在戰場上“狠得下心”，卻在家信里溫言軟語，幾度深夜秉燭至淚。

1940年開始的百團大戰，他頂著高燒穿梭各路兵力之間，制定聯合作戰圖。一位警衛曾回憶：“首長在荒山石板上攤地圖，手里只有一支鉛筆，卻像在擺千軍萬馬。”正是這種縝密與膽識，使他成為華北敵后戰爭的中堅。也正因如此，日軍在“掃蕩”計劃中把左權列為首要斬首目標，雙方在太行山的生死角逐難免一觸即發。

左權犧牲后，太行山區哭聲一片。有位白發蒼蒼的老大娘在靈柩旁嚎啕：“娃呀，你是為咱老百姓死的，咱永遠給你當兒女！”農會自發動員，每逢清明必到將軍墓前插上野百合。后來邊區政府組織改縣名時，群眾聯名上書支持，“左權兩個字，是咱的護身符”。

更名后的左權縣肩負著傳承。一九五二年大辦農業互助社時，縣里最早推行“山場三包”，拿下山坡、林地、河灘，分戶經營再統一調劑，增產幅度在全省名列前茅。六十年代缺電，全縣拆爐灶、修水渠，真把“艱苦奮斗”四字寫進家常。進入八十年代，左權小花戲和“開花調”逐漸走出太行，登上央視舞臺，成為國家級非遺。人們說，若非有那位“山神將軍”的名望，還真難想象這片石山里能蹦出如此多的藝術火花。

紀念設施也在一步步完善。麻田八路軍總部舊址院落里，青磚灰瓦保持著當年模樣；左權烈士陵園的松林中，白色花崗石塑像面向東南方向，仿佛仍在注視著昔日戰場。每年五月下旬，當地學校都會組織學生來到這里，講解員首先念出那頁《左權同志碑銘》，孩子們聽得目不轉睛，之后他們按山俗為烈士培土、插青松枝。習俗與革命記憶，就這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左權的軍事理念并未隨他逝去而塵封。抗戰后期，劉伯承、鄧小平在創建晉冀魯豫野戰軍時，沿用并發展了他的山區機動作戰構想；解放戰爭中的上黨、臨汾諸戰，都能看到那套“依托地形、分割圍殲”的影子。可以說，左權的陣法精神在之后多年依舊閃光。

若把山西地圖攤開，可以看到左權縣恰似一枚嵌在太行脊梁的勛章。地名是歷史寫就的石碑，也是精神的火種。自1942年至今，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那場為掩護北方局而起的殊死阻擊仍在山谷間回蕩。在這片土地上，山風每一次拂過松濤，都像在低聲提醒：有人為此付出過全部生命，今日安寧得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