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條約要賠近10億兩白銀，新中國成立后，為啥沒有國家再去索要

1954年4月26日清早，日內瓦湖面氤氳著薄霧。周恩來沿著萬國宮走廊緩步而入，西方記者舉起相機，卻沒人提及五十三年前的那場“十億白銀債”。

辛丑條約簽訂要追溯到1901年9月。八國聯軍刀槍未撤，李鴻章在喪鐘般的更鼓聲里落筆，一紙協定寫下4.5億兩白銀本息，外加四厘年息。若按三成復利計算，39年滾到1940年代已逼近十億兩，相當于清末二十多年全部財政收入。

洋人當年信心滿滿。德意志公使館里傳出歡呼，“這根鎖鏈夠他們背幾代”的調侃久久回蕩。賠款的征收辦法也算得精細——海關稅、鹽稅、厘金、關內外鐵路收益統統抵押，連協定關稅率都被釘死在五厘。中國名義上還有主權，實際上像個大融資本的抵押品。

然而算盤再精，也敵不過時代激流。1908年后，清廷分期支付的白銀時常中斷。1917年北洋政府對德奧宣戰，借機停付兩國賠款；1920年代，日本忙著在東北伸手，英國忙著鞏固印度通道，列強內部“如何分肉”反而爭執不休，原本嚴謹的催繳機制出現裂縫。

有意思的是，美國最先“松手”。1908年，羅斯福政府退還一半庚子賠款，用于資助中國留美學生與設立清華學堂。它不全是善心，既能拉攏中國青年，也為日后在華利益埋下伏筆。美國此舉一開口子，其他列強不得不跟進，將賠款的一部分投入教育或基建，債權從銀兩變成了校舍、鐵路和圖書館。

1931年“九一八”之后，東北關稅收入被日軍截流，蔣介石政府對日仍被迫履約，卻暗中通過倫敦、紐約的中間行號延付或拖延。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軍槍口下的南京政府不再具備正常還款能力。匯豐、花旗、德華等銀行雖然照章登記，但賬面已是一片赤字。

戰爭同時重置了國際金融秩序。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凍結日資，也凍結了賠款流向。四年后，蘇聯更在雅爾塔會議上提出“廢除沙俄時代對華債權”，為后來中蘇建交埋下伏筆。這樣一來，辛丑債團已是四分五裂，訴求不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次日，外交籌備小組清點國庫債務時，發現庚子賠款、日俄戰爭債務、金本位公債等卷宗摞成小山。周恩來淡淡一句：“舊賬翻篇。”說罷揮手示意裝箱封存。就在同月，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區發電：一切不平等條約“概予廢除”。

彼時，英美法顧不上追債。朝鮮戰爭驟起，他們更關注38°線的槍聲。1950年秋，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向華府致電：“不要觸動中國對外債務，免得其以拒付為借口擴大沖突。”這份電報，被我外交官抄錄后送抵中南海，成為談判的有力依據。

1951—1952年，新政權通過政務院公告明確：“舊中國與外國所訂一切侵略性條約，一律無效。”西方是否承認并不重要，關鍵在于誰來強行執行？隨著英國在蘇伊士受挫、法國深陷印度支那、美國顧不上歐洲外的索債，列強已無力也無暇派兵壓境。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法國代表提起在華舊債，想用“豁免部分”換取在越南停戰議案上的靈活度。周恩來翻出檔案附表：“貴方自1911年起已收息八倍，本金早抵銷。”對方訕然收聲。外交場合第一次出現“新中國不承認舊中國的對外債務”這一現實，未見實質反駁。

此后，英國、荷蘭、意大利等國陸續選擇“默認終結”。并非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因為一個簡單算術：索債必須有力量保障執行；而一旦動武，成本與收益難成正比。再者，新中國領導班子迅速建立海關、稅務和金融新體系，原有擔保渠道被切斷，舊券成了廢紙。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前夕，國務院內部曾討論激活余款事宜。一位官員問：“要不要重談辛丑債？”基辛格搖頭道：“毫無意義，政治成本太高。”與此同時，美方更急于取得北京在聯合國的合作，對金錢早已放低姿態。

辛丑賠款終成夾在檔案中的灰色紙片。十一國之中，無一再提索賠。歷史教訓簡單卻深刻：債務的背后永遠是實力與主權。當年列強倚仗堅船利炮迫使清廷買單，新中國卻以政治獨立、軍事勝利與外交主動，將最后的“催款函”化為廢紙。

時間長河繼續流動，那本寫著天文數字的賬本靜靜躺在海外銀行的地庫里，紙頁泛黃，封塵未動。它提醒人們，任何條約的履行，離不開國力支撐；而一旦失去脅迫工具，再漂亮的簽名也只能成為過時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