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叛投國軍后任中將，被俘拒寫悔過書：那么多共產黨大官沒帶好我

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個清晨，功德林的灰磚墻還浸著夜里的寒氣。看守打開鐵門，名單上最后一個名字是文強。二十六年的羈押生活將要結束，他卻只是抖了抖舊呢子大衣的塵土，神情平靜得像是換崗的老兵。此前歷次特赦，他都因為“不肯低頭”而錯過，這一次，歲月再硬也被時間磨軟了。

時間撥回半個世紀前。文強生于一九〇七年，族譜上能追溯到文天祥。家學淵源之外，更特殊的是親戚與同窗——毛澤東是表哥，毛澤覃是課桌前后桌，湖南方言里那聲“小文”在湘江邊回蕩時還帶著稚氣。二十年代初，黃埔軍校第四期放榜，他榜上有名，林彪同寢，周恩壽同班。周恩來主持政治部時常來教室巡視，偶爾拍拍“黃埔仔”肩膀：“別只練刺刀，也要讀點書。”那段日子，青年學生與革命導師之間的距離只有一條操場。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恩壽通知好友參加兄長的婚禮。文強挑了張宣紙，一氣書成“花好月圓人壽”，周氏新婚燕爾，展卷時連聲稱妙。同年秋，他在周恩來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與此同時，邵力子又勸他填一張國民黨表格，黃埔生跨黨并不稀奇。可當蔣介石下令“二選一”時，文強毅然留下共產黨員身份，扔掉了另一半黨徽。

北伐軍揮戈入川，文強跟隨朱德任第二十軍黨部組織科長，穿行在嘉陵江邊的山路。南昌起義失敗后，他被召回湖南待命。再赴四川途中，黨組織一度中斷聯系。風雨飄搖中，他被叛徒出賣，三一年落網重慶，后經地下黨營救脫困。可等到他跋涉到川西特委匯報，迎來的卻是“留黨察看”，繼而升級為“開除黨籍”。理由簡單到尖銳：不夠堅定。那是一記悶棍，打得人直冒冷汗。

廖宗澤對這一幕看得分明。老同學本已心灰意冷，加之王明左傾路線的清算正盛，廖干脆跳船投向軍統，成為戴笠的“眼線”。三五年冬，廖把文強領到戴笠面前。軍統大樓燈光雪亮，戴笠繞著桌子踱步，只說了一句：“你若愿做事，這里給位置。”文強沉默良久，點頭。那一 nod，等于從此斷了回頭路。

抗戰期間，憑借情報、策反與幾次“刀口舔血”的斬獲，文強三八年升至少將，一九四五年晉升中將，時年三十八歲，號稱“軍統最年輕的中將”。然而戴笠死于飛機失事后，軍統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文強看透風聲，主動請調湖南程潛部。程潛提醒他：“出去可要小心，眼下局勢，南北皆險。”話剛落地，南京密電把他調往杜聿明麾下擔任代理參謀長。他苦笑，命運推著人上前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戰役炮聲震耳。杜聿明集團在雙堆集被重重合圍，文強負責參謀處卻已無計可施。四九年一月十日黃昏，最后一批彈藥耗盡，他帶著殘部鑿陣失敗，被華東野戰軍俘虜。押往江蘇宿縣途中，他對看押干部冷冷一句：“若論師承，我的老師們都坐在你們那邊。”這一句話被記錄在案，日后多次提審也不改口。

功德林學習班開課，別的戰犯端坐抄寫悔過，他卻在筆記本扉頁寫下：“檢討若有之，上述諸公自宜先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彪——這些名字并排寫在一起，像一組被拉回舊時課堂的點名冊。審訊員提醒他：“寫檢討是個人問題，同別人無關。”文強合上本子：“我沒學好，老師先擔責。”倔強得像山里的石碾，不抬頭也不松動。

不得不說，他在其他方面并非桀驁不馴。勞動時挑磚最快，學習時翻譯文件最準確，還義務給年紀大的戰犯講黃埔舊事，于是一九五六年被推舉為學習、勞動雙組長。墻外特赦大潮接連來襲，他卻每次被劃在紅線外。有人勸他變通，他只淡淡一句：“改造在心，不在紙。”

遲到的轉機終于在一九七五年。審查組認為，文強多年表現符合政策，且年事已高，可列入最后一批特赦名單。三月那天，他走出功德林，只帶著十幾本筆記和一支用了多年卻依舊能出墨的鋼筆。工作人員安排他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黃埔舊檔。文件夾一摞摞搬來，他常對同事說：“翻這些資料，像看一列火車倒著開，車窗外全是年輕的臉。”

一九八三年，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那年夏天開會期間，他碰見同批受特赦的老戰犯，有的拄杖，有的坐輪椅。文強挨個去握手，笑容透著幾分頑皮：“老伙計們，我們都成文史資料啦。”旁人調侃他：“你那鋼筆還寫檢討嗎？”他抖抖袖口，“寫回憶錄行，檢討還是免了吧。”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強以九十四歲高齡病逝。檔案室里，那支鋼筆與數十冊筆記本并排躺著。筆記第一頁依舊是那行凌厲的小楷——“那么多共產黨大官沒帶好我”，墨色已淡，卻還見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