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推掉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機會，邱會作不解：為什么呀？

1968年12月的一天，京西玉泉山的松林里飄著薄雪，軍委辦事組臨時會議室卻燈火通明。林彪、周恩來正在聽取新任總參謀長黃永勝的匯報，這是黃永勝進京履新后的首次正式亮相，距離九大召開只剩四個月。外界只注意到他肩上的將星，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思已在翻涌。

黃永勝是井岡山時期就跟隨毛主席鬧革命的“老一團”干部，從新兵起家直到上將，打了多年惡仗硬仗，卻鮮少拋頭露面。18年廣州軍區司令員的經歷，使他深知“兵者，國之大事”，也深知軍中論資排輩的分量。就在這次玉泉山匯報后，他隱約感覺到，自己很可能被推到更高的位置。

九屆一中全會前，中央成立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的三人小組，任務是醞釀政治局名單。表面上是調研推薦，實則是接收各方壓力、平衡各路人馬。周恩來說話一向客氣，卻不藏鋒芒；康生見多識廣，又常另有盤算。黃永勝夾在二人之間，分量既重又尷尬。他明白，這張表不僅關系到組織名單，更關系到政治生命的取舍。

名單初步排定時，常委名額預留七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再加上軍方“代表”黃永勝，以及群眾組織的象征人選。會議結束后，邱會作走到黃永勝身邊，半真半戲地抖了句：“老黃，恭喜啊，這下子要進常委了！”黃永勝卻緊鎖眉頭，沒說話。

事實上，這并非黃永勝第一次被推上前臺。早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因謹慎穩妥被看作“渾身無刺的鯰魚”，能在各派系間周旋而不受牽連。可這一次不同，常委席位意味著被放到鎂光燈中央，意味著面對更復雜的政治漩渦，也意味著將成為下一步斗爭的靶子。夜深人靜時，他拿出軍帽，摩挲那枚將星，心里反倒生出幾分寒意。

1969年3月，“三人小組”將終稿送呈首長審閱，常委七人之列依舊寫著“黃永勝”三個字。偏偏就在此刻，華北戰備進入緊張狀態，內外形勢異常。黃永勝常年與戰場、前沿為伍，對火力兇險的嗅覺極其敏銳，他越來越相信：此時站得越高，風險越大。

4月1日深夜，黃永勝在駐地與邱會作對坐。煤油燈搖曳，兩人久無言語。突然，黃永勝低聲說：“我不進。”邱會作愣住，“為什么呀？”“老邱，我怕惹事。”短短十個字，字字敲在人心上。作為多年戰友，邱會作聽明白了——黃永勝自知根基不足，若凌駕于大批老帥之上，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更忌諱的是一旦再有風浪，常委首當其沖。

第二天，黃永勝口頭向周恩來表達了退出常委的意愿。周恩來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也是一種擔當。”名單很快作了調整，常委席位讓給了江青與張春橋，日后種種風波由此帶來連鎖反應，而黃永勝暫時躲過了第一道明槍。

外界得知此事后議論紛紛。有人稱他“識時務”，也有人斥之為“過于謹慎”。其實從軍人立場看，他能把握大局。常委并非榮譽勛章，而是一把雙刃劍。唐代名將郭子儀守邊有功，尚且自請削職避嫌；黃永勝把戰場經驗帶進了政治沙場，“先生存，后決勝”，并非全無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常委名單更迭后，軍隊系統的力量平衡仍需校準。林彪為穩定軍中指揮鏈，要求黃永勝坐穩總參謀長之位，由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三人分領空軍、海軍、總后。資歷較淺的吳法憲曾在內務會上抱怨自己“鎮不住局面”，林彪只回了句“有黃總長在，不怕”，暗示黃永勝仍是核心。

1970年廬山會議，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齟齬浮出水面。黃永勝作為“林副統帥”臂膀，自然走到風口浪尖，而他當年退掉常委的一念之差，并未真正讓風暴遠離自己。歷史有時開不出后悔藥，政治的漩渦也從不因謹慎而留情。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遭隔離審查，被開除黨籍軍籍，曾經的總參謀長就此沉寂。

邱會作后來回憶當晚的對話，語氣中仍有難解的疑惑，仿佛那句“為什么呀？”至死未得圓滿答案。有人替黃永勝惋惜，認為他若留在常委，也許會有不同命運；也有人說，命運驅動車輪，個人選擇終究在大勢面前力量有限。無論立場如何，在那個動蕩年代，每一次晉升、每一次退讓，都像走過雷區，一步或成就，一步或深淵。

政治局委員的產生，有一套嚴謹卻充滿博弈的流程。三十人之內，需要平衡老干部、地方、軍隊、群團幾大塊，再加上各派系之間的取舍。名單屢次增刪，最后鎖定25名委員、候補委員多位。就此看來，黃永勝的退讓不過在復雜棋局中挪走一顆子，卻改變了棋局的風向。

1969年的春風早已吹散，而那場圍繞常委席位的博弈仍常被后人提起。黃永勝當年一句“我不當也不能讓江當”，在檔案中留下短短幾行字，卻映照出彼時政治云詭波譎的天幕。歷史細節往往藏在個人選擇里，這一退一步的分量，后來才逐漸顯山露水，讓人回味再三。

若干年后，黃永勝被批準保外就醫，落葉歸根。昔日戰友凋零，舊事難談，那份未曾簽署的常委任命書，自始至終沒有機會擺在他的案頭。有人統計，他一生大小戰役七百余次，也有人只記得他在1969年的那一次“推門而不入”。生逢大時代，走到峰巔處轉身或許比攀登更難，這是黃永勝的抉擇，也是那代人共同面對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