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建議包產到戶，毛主席：是你個人意見，還是其他人的意見？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的拂曉，西山頂上的殘雪反著微光，毛主席在中南海里批閱文件，他隨手翻到田家英寫來的《下去調查的設想》。不久前才結束的七千人大會把“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推到前臺，主席決定讓這位秘書親自到湖南四個點上看一看。他交代得很細：別帶框框，住在社里，蹲到田里，拿泥巴，問真話。對一個自小熟讀典籍、常年握筆的秘書來說，這份囑咐意味深長。

三月底，田家英踏上韶山。田是四川江津人，來毛主席家鄉辦差，多少有點“近廟欺佛”的顧慮，生怕一個閃失被“望鄉臺”上了名單。鄉親們卻顧不上客氣，見到北京來的調查員，噼里啪啦就拋出一句句“把田分到戶才有活路”“先填飽肚子再談集體”的話。風一陣陣吹過秧田，泥腥味里混著餓肚子的火氣，田家英聽得頭皮發緊。

他原先并不接受包產到戶。前年冬天在安徽，他見過幾個寡婦因分田孤立無援，只能靠鄰里施舍度日；于是他給主席上書，直言“把困難戶拋在一邊，于心難安”。可韶山走了一圈，情形與紙面判斷并不重合：眼前的農民不是要回到“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小農，而是急于恢復生產。田家英寫下筆記：畝產一百斤才有口糧，退一步，或有生機。

調查不止韶山。隨后的湘鄉唐家坨、寧鄉炭子沖，到長沙天華大隊，情形大同小異：公社糧倉空空，春荒逼人，夜半寨子里常有人敲鍋盆。田家英在筆記本上畫了密密匝匝的符號，他知道有些東西只能寫在“××”而不能攤在天光底下。回程的船上，他對同事輕聲說：“照這么下去，生產不抬頭，說空話沒人信了。”這是他的真心話，卻還是帶著試探。

上海匯報在四月初。主席泡在澡盆里，左手拍水，右手夾著煙，聽完田家英的口頭匯報只是笑一聲，說：“群眾路線要走，可有些口號也要咱們先想清楚。”話不多，卻像石子落水。田家英回京后，再向劉少奇匯報。少奇聽完，反問：“與其讓他們自己亂包，不如有領導地包？”這句話擊中了田家英的猶豫。少奇要他再找“秀才們”論證，囑咐“別說是我的意思”，免得先入為主。

六月的北京悶熱，游泳池邊的會談別有意味。主席見到田家英，先問身體，再問調查。“你的主張是集體為主還是個體為主？”田家英一愣，想起在滬上夜里推敲過的數稿方案，卻沒準備好這一句。主席緊跟一句：“是你個人意見，還是其他人的意見？”小小泳池回聲響亮，波紋一圈圈散開。短暫沉默后，他答：“個人意見。”對話不過十余字，卻像錘子砸釘子，把責任釘在他身上。

七月，華北雨水大，文件如潮。田家英在辦公室反復修改《農村經濟若干意見》，盡量用“臨時過渡”“自愿互利”等溫吞字眼包裝。稿子幾易其稿，仍拿不準邊界，因為八月北戴河的中央工作會議近在眼前。會議一開場，毛主席談了十分鐘“留尾巴”，旋即話鋒一轉：“包產到戶，不要一年，就會兩極分化。”例子是福建某公社書記放高利貸，陜西某貧農賣地賣牛。沉甸甸的案例像砧板巨石，壓在會場每個人心頭。

會后傳出一句話：中央不同意分田單干。田家英的主張成了靶子，議論四起。有人說他不穩，有人說他太書生氣。田沉默，工作卻沒耽擱。資料室燈火常亮，他幾次寫信給主席，表示想下到基層，“磨一磨粗布褂子上的棱角”。主席回語簡短：“秘書工作尚需你。”既不苛責，也不松口。田家英只得擱下調動的念頭，把心思轉回對策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同一時間，國務院農村工作部接到各地公社的數字：早稻減產三成，湖南、廣東不少地區靠野菜度日。到底是按戶分，還是鞏固集體，人心更顯飄搖。文件往來間，可以看到不同聲音的碰撞——陳云強調“先讓農民吃飽”；鄧子恢感嘆“小腳女人也要走路”；而康生則在一次內部會上警告說“右傾不得”。這些記錄后來多被封存，但當時在中南海值班室里，田家英翻閱逐條批注，越看越焦躁。

七月底的一天傍晚，他對同事低語：“要是我在縣里，或許敢發個通告試一試。”窗外知了不停，風扇嗡嗡。田家英的局促不僅來自工作，更來自心理——秘書是“主人身邊的人”，但又不能以家人自居，一步走錯就是“路線問題”。這種角色的張力，讓他夜里難眠。

進入八月，北戴河海風涼了幾分，會議卻熱浪翻滾。主席將矛頭對準“分散主義”，同時提醒大家“大災三年，情況復雜”。會后，關于“責任田”的主張沉入水底，公社依舊是主軸；可在不顯眼的角落，包干到戶的做法并未絕跡，安徽、四川、陜北的溝溝坎坎，仍有人偷偷試水。有意思的是，部分地委把它稱作“包工到隊”，只字不提到戶，保住了形式，也留下了活路。

田家英的苦悶并非孤例。很多調查干部看到田間地頭的真實，回京卻必須對照方針斟酌字句，心里總是繩索打結。那一年中央文件口氣轉緩，“鼓足干勁”改成“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但要在哪兒“放”，在哪兒“收”，各部委心里都沒把握。對于基層農民來說，季節不會等文件，看得見的只有莊稼長勢和家里米缸。

時間就這樣拖到十二月。田家英的《農村形勢補充調查報告》仍在散味道，因為他把一句話寫得極重——“若無過渡辦法，難以維生”。周總理批過后加了一句評語：“甚可商榷”，算是給了臺階，卻也提醒：方向不能偏。回想三年前“大躍進”喊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此刻甚可商榷四字像冷水，讓人清醒。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田家英真去了縣里，他或許能像安徽鳳陽的小崗那樣，給后來的改革提供第一手樣本；但在六十年代初，這樣的設想還沒有空氣。臘月二十八，北京街頭的燈籠掛起，田家英伏案整理筆記，封面只寫三個字：韶山行。他給自己留了一段評語：“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難。”筆跡凌亂，卻可見那一年他心頭的重量。

新年過后，全國陸續推開“責任田試點”的念頭被按下。農口文件再次強調集體化優越性，只留一點口子，允許“生產隊內部的勞動小組和包工包產”。這個折中方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條窄路，也是后來1970年代末包干到戶的伏筆。彼時田家英已不在人世，留在檔案里的，是他六十二年那疊調查筆記。有人在旁邊寫批語：“調查可貴，觀點尚待統一。”

回頭看這段往事，最打動人的是那句泳池里的追問。十余字，擲地有聲。它提醒任何一位決策參與者：個人判斷與集體路線之間，有時只隔著一條繩索，一端拴著真相，一端拴著取舍。當年田家英在韶山泥田里踩過的水痕早已被稻浪淹沒，可他留下的問題，卻在后來的歲月里一次次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