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拒絕戰爭賠償，周總理：這是對我們的侮辱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東亞戰場硝煙初散，滿目瘡痍的中國還來不及舒口氣，便要為重建籌劃每一袋水泥、每一塊鋼材。誰能想到，整整二十七年后，中日兩國最高領導人會在北京的長桌旁坐下，談到的不是賠償數字，而是“放棄”二字。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多個場合拋出善意——北京機場隨時準備歡迎日本首相的飛機。然而，冷戰結構如同鋼網，日本政壇“親美反華”情緒濃重，鳩山一郎的訪問意向被華盛頓一句話封存，雙方錯身而過，只剩書信往返。僵局，一拖就是十七年。

1960年代末，美蘇對峙趨于尖銳，華盛頓忙于越南泥潭，對東亞盟友管理稍顯松動。日本經濟騰飛，市場亟須開辟大陸。田中角榮正是在這種裂縫里上臺。1972年7月5日，自民黨總裁選舉落幕，55歲的他成為第64任首相，迫切想用一場外交突破證明自己不同于老派元老。

真正讓這位“平民宰相”猶豫的，是戰爭賠償。1952年簽訂的《日臺和平條約》里，蔣介石以“中華民國”名義放棄索賠，東京外務省拿此當擋箭牌：若北京翻案，日本財政壓力難以估量，朝野皆有顧慮。田中角榮一面籌劃訪華，一面派出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探路。

7月25日深夜，竹入乘航班抵達北京，踏入燈火通明的人民大會堂。會見剛落座，周恩來就開門見山講明三條：北京代表全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日臺條約》非法無效。竹入略顯猶豫地問及賠償，周恩來筷子一頓，答得干脆：“說一聲謝謝就行，我們不拿日本人民的錢。”隨后又補刀：“但別拿那個條約說事，我們根本不認。”此話回到東京，引起軒然大波。田中角榮放下茶杯，沉吟良久，只吐出一句：“動身。”

9月25日11時30分，日本政府專機滑入北京首都機場。北方初秋的空氣透涼，田中角榮剛踏下舷梯，先用中文輕聲道謝。釣魚臺國賓館18號樓空調設在17度，房內擺著臺灣香蕉、富有柿子、木村屋豆沙面包——全是他的心頭好。外相大平正芳湊過去說了句玩笑話：“談判要拼命嘍。”田中角榮抿嘴沒吭聲，神情卻更緊。

26日清晨，會談在人民大會堂展開。氣氛本算平和，直到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提到蔣介石已放棄賠償，聯合聲明便可不寫相關條款。發言完畢，隔著長桌，姬鵬飛面無表情地記下每個詞。午休時，姬鵬飛直奔釣魚臺，把情況復述給周恩來。后者聽完，只說了一句：“下午見。”

15時整，第二輪會談開啟。周恩來目光沉靜，聲音卻如寒鋒：“蔣介石早已退踞臺灣，他無權代表中國。大陸付出巨大犧牲，我們決定不提賠償，是為了兩國人民的未來，不是因為那份非法文書。若把恩德當成蔣介石的慷慨，是對中國的侮辱。”短短數語，廳內驟冷，記錄員的鉛筆幾乎停頓。

田中角榮立刻起身輕鞠一躬，道：“明白。日本感謝貴國的大局著眼，本國也將本著同樣精神處理遺留問題。”隨即示意高島按下不表。之后幾天，雙方團隊逐字推敲，最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一句上達成共識。

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正式簽字。北京街頭收音機反復播放消息，老百姓只聽見“中日邦交正常化”兩排鏗鏘字眼。日本各大報紙次日頭版報道“東京與北京的握手”，外匯市場短暫波動又迅速回穩。戰爭的硝煙，似乎被文件的墨香覆蓋。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聲明雖有“放棄國家賠償”，卻對“個人索賠”只字未提。進入1990年代，一樁樁民間索賠案在東京地方法院立案，日本政府便援引1972年聲明予以拒絕；中國外交部多次聲明，個人受害者請求權未曾放棄。法律與情感在兩國之間來回拉鋸，這條灰色地帶一直延伸至今。

田中角榮晚年口述回憶錄時談到北京之行，最深刻的印象并非長安街的寬闊，而是“對方的寬宏”。可真正決定讓步的，并非單純情誼。其時中國需要和平環境引進技術，日本則渴望大陸市場與資源，兩廂都在算賬。放棄賠償固然痛，但換來的國際空間與合作紅利，后來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鋪墊。棋局落子，勝負不在一朝一夕，卻早已影響幾代人對“友好”二字的理解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