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在1973年的北京城。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婦人，終于見到了那個打從香港飛來的中年人。
老太太心里發緊，臉上神色那是變了又變，一張嘴，沒問寒問暖，反倒問了一句：“你看我這張臉，還認得不？”
這話乍一聽挺客氣，可細琢磨，全是生分，全是心酸。
老太太名叫黃杰，那會兒已經是紡織工業部的頭頭，家里的那位更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帥。
那男人叫鄭慶飛，是香港那邊有頭有臉的大老板，一開口，普通話里夾著濃濃的粵語味兒。
這一對親母子，算起來，整整三十多年沒見過面了。
能把這對地位天差地別、仿佛活在兩個世界的人重新拽到一塊兒的，是一個消失了太久的名字——鄭德。
要是把日歷翻回1940年，鄭德這兩個字，在中國航空圈子里，那是響當當的招牌。
可偏偏他這輩子，凈干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兒。
按常理說，鄭德壓根就不該去鬧革命。
1911年，他出生在汕頭的一戶大富之家，家里金山銀山，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1930年，他考進了廣東航空學校，一畢業就成了國軍空軍的飛行員。
擱那個年頭，飛行員那是啥？
那是天上的星星，工資高得嚇人，地位還沒得說，只要稍微混混資歷，這一輩子榮華富貴是跑不了的。
可鄭德心里有本賬，怎么算都覺得虧。
“一二八”淞滬抗戰那會兒，眼瞅著老同學開著飛機上去跟日本人拼命，血灑藍天。
他在后方急得直跺腳，幾次三番寫血書要去前線。
結果呢？
上頭的命令下來了：都在原地待著，心思要花在“剿共”上。
這對鄭德來說，簡直就是腦子里那根弦斷了。
穿軍裝是為了打鬼子，哪是為了把槍口對準自家人的？
既然這地方道理講不通，那就換個講理的地方。
他先是跟著十九路軍在福建折騰反蔣，事兒沒成，流落到了香港。
在那兒，他碰上了同樣不得志的廣東老鄉葉挺將軍。
這一碰面，路子徹底變了。
靠著葉挺的引薦，這位昔日的闊少爺、國軍的王牌飛行員，一頭扎進了中國共產黨，隨后進了新四軍。
這買賣做得風險太大了。
放著現成的舒坦日子不過，非要去鉆深山老林、啃窩窩頭，還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可在鄭德眼里，只有這幫人是真正在跟日本人死磕的。
這買賣，劃算。
就在新四軍里，他碰上了管服務團女生隊的黃杰。
兩人心意相通，沒多久就成了兩口子。
要是故事到這兒就停了，也就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
可到了1939年，風向變了。
那會兒延安那邊也回過味兒來了，天上沒飛機，地上就得光挨揍，必須得攢自個兒的飛行班底。
于是挑了43個精干的干部，要去新疆航空隊學本事。
這步棋下得那是相當深遠。
當時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的地盤，這家伙為了討好蘇聯，裝出一副很進步的樣子。
我黨就借著這個空檔，利用蘇聯的幫忙在那邊弄了個“航空訓練班”。
鄭德本身就會飛，還有實戰底子，順理成章地當了班長。
周總理親自做的安排，鄭德只能狠心告別了肚子里已經有娃娃的黃杰，踏上了去大西北的路。
誰承想，這一走，就是永別。
后來不少人都說，鄭德這個“班長”的分量太重了。
現在官方給的說法是：“我黨獨立辦航空訓練組織的頭一回嘗試”。
說白了，咱人民空軍最早的那塊基石，就有他一份。
照這個路子走下去，只要新中國成立那會兒他還活著，空軍的高級將領里，肯定有他的位置。
無奈啊，老天爺不講情面。
1940年，局勢突然壞了。
蔣介石那邊開始瘋狂反共，盛世才這個隨風倒的墻頭草也開始往國民黨那邊靠，磨刀霍霍準備對新疆的共產黨人下手。
中央反應那是相當快，命令就一個字：撤。
可怎么撤？
這可是個大麻煩。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大伙兒逃出了盛世才的手掌心，可路途遙遠，只能分批走。
這又是一次在那生死簿上抓鬮。
鄭德帶著的第一批人，點兒背到了極點，在陜西長武縣附近一頭撞上了國民黨的大部隊，一個沒跑掉，全被扣了。
后面那批人呢，雖說也是吃盡了苦頭，有的甚至裝成叫花子要飯，可最后好歹活著回到了延安。
抓住了鄭德，國民黨那邊樂得嘴都合不攏。
為啥？
因為他不是那種扛槍的大頭兵，他是開飛機的，是寶貝疙瘩。
國民黨那邊心里跟明鏡似的，培養這么個飛行員得往里填多少金條。
所以在監獄里熬了那八個月，敵人玩了兩手陰的：一邊是皮鞭老虎凳，往死里折磨肉體；另一邊是高官厚祿，想把他的魂兒買過去。
鄭德心里的算盤珠子一直撥得很清。
他曉得這回是活不成了。
要是低頭，命能保住，沒準還能上天飛，可那就成了行尸走肉，成了讓人戳脊梁骨的軟蛋。
在牢房里，他寫下了那封有名的絕筆信，里面有句話大概是這意思：別老想著我…
只要革命的大業不停，我就算死了也跟活著一樣！
雖死猶生。
這就是他最后攤出來的底牌。
國民黨那邊一看這人軟硬不吃，徹底沒了耐心。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偷偷摸摸把鄭德給害了。
這封信幾經周折傳到黃杰手里的時候，日歷都已經翻到1942年了。
這時候的黃杰，碰上了一個要命的難題。
男人沒了，自個兒帶著還在吃奶的兒子鄭慶飛，窩在戰火連天的延安。
那日子苦成啥樣？
現在的年輕人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
這孩子咋養活？
黃杰咬著牙，做了一個當媽的最不忍心、但在那時候又是最明智的決定：把鄭慶飛送走。
送哪兒去？
送回香港，交給鄭德的親哥養著。
這決定太鉆心了。
一邊是身上掉下來的肉，一邊是能不能活命的現實。
留在身邊，孩子搞不好得跟著受罪甚至送命；送去香港，雖說母子連心卻見不著面，但那是鄭家的老窩，孩子能活命，還能念書識字。
這一送，就是三十年音信全無。
后來，黃杰跟徐向前組了新家。
可那個遠在香港的兒子，就像根刺一樣扎在她心里頭。
建國以后，因為各種原因，再加上鄭家在香港那是資本家，身份挺敏感，黃杰只能把找兒子的念頭死死壓在心底。
一直等到1971年。
中央下了個指示，要重新查烈士的名冊。
鄭德的檔案被翻了出來，擺到了周總理的桌案上。
總理盯著這個熟悉的名字，腦子里浮現出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飛行員班長，想了好久，批了那么幾句話：身份查清楚了，犧牲的地方也定了，給烈士待遇，安排家里人來認領吧。
就這幾行字，把凍了三十年的冰給砸開了。
1973年，鄭慶飛收到了那封從北京寄來的信。
這會兒的他，已經是香港理工學院出來的高材生，掌管著家族生意，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富裕。
在當時香港那個環境下，他對自己的身世那是守口如瓶，很少跟外人提。
可拿到信的那一瞬間，他明白，血脈這東西，刀砍不斷。
這便有了開頭母子相見的那一幕。
黃杰把捂了三十多年的那封鄭德遺書，交到了兒子手上。
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誤會和隔閡，都在這幾張發黃的紙面前化沒了。
改革開放以后，鄭慶飛拍板做個決定：回大陸砸錢投資。
他是最早那一批進內地的港商。
在老家汕頭，他蓋起了電子廠，三年里擴建了三回，給上千人解決了飯碗問題。
做買賣是為了掙錢嗎？
那是肯定的。
但他心里還有另一筆賬。
他跟人講：“鄭家這個姓，早晚得在大陸扎下根來。”
他弄了個“鄭德紀念教育基金”，掏錢幫家鄉搞教育，專門照顧烈士的后代。
他不光掏錢，還花大把精力去搜集父親當年的老底子。
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拼圖游戲”。
因為搞地下工作太特殊，鄭德的好多檔案在歷史上都被銷毀了。
鄭慶飛不撒手，一點一點地摳，母親黃杰也把自己壓箱底的名單交給了他。
2019年，中國航空博物館的英烈墻上，終于補刻上了“鄭德”兩個字。
在這個名字跟前，鄭慶飛領著全家老小，站了好久好久。
這一年，他自個兒也成了個老頭子。
可他盯著那個名字的眼神，清亮又堅定，像極了當年那個為了理想、毅然決然扔掉榮華富貴飛向大西北的30歲飛行員。
這就是歷史給出的回響。
鄭德選了死路，是為了讓這個國家有以后；黃杰選了離別，是為了讓孩子有以后；鄭慶飛選了回來，是因為這個國家終于有了以后。
一家三代人，走的路不一樣，終點卻都在同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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