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盟友交易引發危機，德國轉向，領導地位驟降

在達沃斯論壇上，美國總統對著歐洲盟友嘲諷，還對一塊北極土地的執著索取，讓柏林街頭71%的德國人把美國當成了對手。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外交摩擦了，而是一場動搖二戰以來西方聯盟根基的信任崩塌。

2026年1月21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公開嘲諷歐洲現在的政策，并且還把北約稱作是燒錢的無底洞，還明確的表示要尋求，立即，談判，收購格陵蘭島。

美國下的這一步棋，到底是想在干什么呢？我們只看表面，這是特朗普式的談判藝術。

如果看底層，這是對二戰以來美國提供安全保護，換取盟友經濟，政治跟隨的傳統交易模式的否定。

在特朗普政府的算計里，軍事同盟不是價值觀的共同體，而是一個明碼標價的物業服務合同，現在業主要重新去評估物業費是否劃算了。

美國的這套交易優先邏輯，短期之內會加劇歐洲的戰略焦慮跟全球體系的動蕩，但從長期來看，美國是決定放棄他們聯盟體系的道德光環和領導責任。

也給中國倡導的基于共同發展，平等互利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參照。

截止到2026年1月底，美國累計拖欠聯合國常規預算，以及維和行動經費高達22億美元了，直接導致聯合國秘書長警告，機構可能會在7月之前，因為資金用完，而面臨迫在眉睫的財務崩潰問題。

那么為什么世界頭號強國，美國要帶頭當老賴呢，這不只是財政問題這么簡單。

美國對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態度，已經是從利用規則的主導者，向無視規則的破壞者轉變了。

美國的核心訴求，是想徹底的改寫現有的多邊規則，把全球治理體系，改造成一個完全服務于美國短期國內政治利益的平臺。

那么中國作為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中國在維護多邊體系穩定運行方面，責任跟話語權也同步上升。

但是這也需要中國用更智慧的平衡，擔當責任跟避免被拖入無底洞財政負擔之間的關系。

2025年的9月4號，美國移民跟海關執法局的數百名探員，突然襲擊了韓國現代集團的佐治亞洲，投資76億美元所建設的電動車工廠，直接逮捕了475名員工，其中多數都是韓國籍的技術專家。

當手銬扣在了赴美投資盟友工程師的手上，這擊碎的可遠不止一次移民執法這么簡單的事情。

這可以說是美國優先政策內在矛盾的體現，他們用巨額的補貼跟口號，吸引外資的回流，但是卻用羞辱性的執法行動，來懲罰前來投資的企業。

美國的這種政策精神分裂，讓所有外國企業看清，在美國投資的法律和政策風險，已經是高到難以預測和管理了。

對于中國企業和全球化布局來講，這可是很深度的一節風險教育課，它說明單一國家，特別是把經濟問題徹底政治化的國家，在進行重大戰略投資時，可能會隨時因為非經濟原因遭到精準圍獵。

這一次全球信任危機背后，是美國，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三方訴求的根本性碰撞。

美國想的是要進行一場“權力拆遷”：拆解掉他們認為成本過高，約束力過多的戰后國際體系，想重建一個交易化，雙邊化，并且完全以美國現有利益為中心的新秩序。

它的邏輯是把一切長期戰略資產進行短期的變現，包括盟友的信任。

中國在這個變局中的核心利益一直沒有改變，那就是要維護總體穩定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在關鍵經貿通道跟多邊規則框架之下，不出現大范圍的崩塌。

所以中國的行為更加側重于體系維穩和合作填空：在類似于聯合國等多邊平臺，承擔更多的責任，并且還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于美國優先的另一種合作選擇。

這里面最需要思考的，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了，他們并不是簡單的選邊站隊而已。

它們的核心訴求也非常明了，誰能夠提供更加穩定的發展環境，可預測的市場準入，更不受政治勒索的合作項目，他們就會傾向跟誰進行深化合作。

美國對于盟友羞辱性的舉動和把貿易武器化的行為，恰恰會讓發展中國家警惕跟他們合作的長期穩定性。

這種基于純粹利益計算的警惕行為，它并不是意識形態的選擇，而是全球向東看趨勢的根本支撐。

這種第三方用腳投票的沉默選擇，要比任何外交聲明都更能夠定義大國影響力的真實消長。

美國在達沃斯高談世界和平，而另外又為格陵蘭島威脅對盟友加征關稅。美國一直要求他國要遵守基于規則的秩序，自己卻拖欠聯合國會費，導致聯合國面臨破產危機。

這一種信任的崩塌，會對國際產業鏈布局邏輯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效率優先又會進一步的讓位于安全跟信任優先。

企業會選擇把關鍵產能分散到政治關系更加穩定，法律風險更加可控的地方去，比如歐盟近期加速推動的戰略自主和關鍵原材料供應鏈聯盟，這就是最直接的回應。

以后這種基于地緣政治信任的供應鏈朋友圈模式，會成為世界的新常態。

規則的崩塌影響是連鎖性的，聯合國等全球公共產品因為資金問題停擺，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那些要依賴國際援助的沖突地區跟貧困人口了。

這一種人道主義代價，最終會以難民潮地區動蕩的形式，反向沖擊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安全邊界。

哪怕就是普通人，也意味著跨境工作，留學甚至旅游的選擇都需要重新評估風險才行。對于那些要依賴國際訂單的中小企業來講，客戶所在國家的政策突然轉向，可能會一夜之間讓合同變成廢紙。

那么我們在國家層面，必須要全力的推進金融支付體系，能源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的多元化布局。

如果說具體到企業的話，特別是高科技和高端制造業企業，需要重新審視新的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人才來源，是否有存在過度集中于單一國家，并且要制定可以操作的替代方案和供應鏈韌性的計劃。

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貿易，氣候變化，數字治理等新的領域，更加積極的參與和引領公平包容的規則制定。

金融機構跟企業層面在國際業務中，應該把長期合同信譽和爭端解決公平性作為核心競爭優勢，用一種可以預測性對抗不確定性，吸引那些卷入政治風險和的全球資本和伙伴。

我們還應該建立跨部門涉外重大風險綜合評估跟聯動應對機制，直接把地緣政治風險量化。并且納入到宏觀的決策中。

也要把地緣政治風險評級，作為投資決策的強制性強制程序，并且購買相應的政治風險保險。

我們不能再抱有那種埋頭做生意，不問窗外事的僥幸心理了。美國親手松動的聯盟基石，正在給多級世界打開了另一扇沒有辦法關閉的大門。

格陵蘭島的冰層依然很堅固，但是跨大西洋關系的信任已經出現了難以修復的裂痕。

達沃斯論壇結束以后，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僅僅只有16%的歐洲人，還把美國看作是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