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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0日,特朗普正式提名凱文·沃什為下一任美聯儲主席,接替即將屆滿的鮑威爾。這一任命并非簡單的央行掌舵人更替,而是特朗普為美國量身打造的金融供給側改革正式拉開序幕的標志。
這場改革的核心,是徹底摒棄美國銀行業延續數十年的“當鋪思維”,打破以抵押品為核心的傳統信貸邏輯,讓金融資源從臃腫的傳統體系向AI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傾斜。美國金融體系的底層邏輯,正在迎來一場顛覆性重構。
自上世紀80年代冷戰末期起,新凱恩斯主義便成為美聯儲的核心指導思想,這一理念在08年次貸危機后更是被推至極致。美聯儲將就業與通脹列為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標,實施逆周期調節,在這套體系下,美國銀行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當鋪思維”——信貸發放高度依賴抵押品,以資產規模和實物抵押作為風險評估的核心標準,本質上是一種守成的、靜態的金融邏輯。
這種思維在工業時代或許能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但卻在新質生產力崛起的當下,成為了創新的桎梏。傳統銀行對抵押品的執著,讓輕資產的AI企業、科技初創公司難以獲得充足信貸,數據、技術、創意這些數字時代的核心資產,在當鋪式的評估體系中毫無價值,美國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也因此陷入停滯。
特朗普提名凱文·沃什,正是為了打破這套積重難返的舊體系。特朗普的金融供給側改革被稱作“貨幣達爾文主義”,效率成為金融體系的核心基石。美聯儲不再決定流動性的去向和價格,而是回歸央行的本質,只負責提供流動性、把控貨幣的數量和質量。
沃什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財政部的配合下,拆解舊美聯儲的臃腫架構,對美國銀行業進行一場徹底的“供給側改造”——砍掉流向傳統低效產業,制造出企業端的“貨幣斬殺線”,讓信貸資源精準流向能創造財富價值的新質生產力領域,清退落后產能,為AI產業的蓬勃發展開拓空間。
這場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終結美國銀行業的“當鋪思維”,重構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與信貸邏輯。沃什直言不諱地批評傳統銀行過度依賴抵押品的模式是“過時的思維”,指出其忽視了數據驅動的信用評估,讓銀行無法服務于新美國的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在他的規劃中,美聯儲將推動銀行業從“抵押品導向”轉向“價值創造導向”,讓數據、技術、商業模式這些創新要素,成為信貸評估的核心標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聯儲將大刀闊斧地推進去監管改革,其中最關鍵的一步,便是暫停甚至永久擱置《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在沃什看來,《巴塞爾協議Ⅲ》是歐洲成熟市場為防范系統性危機制定的“養生規則”,這套以風險防控為核心的監管體系,適合處于發展成熟期的“老年人”經濟,卻不適用于正處于高速成長期的美國AI產業——這個數字時代的“青年人”,主要矛盾是發育不足,而非過度繁榮。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銀行業的監管放松趨勢早已顯現。美聯儲大幅放寬了拜登政府時期針對華爾街大型銀行的資本金要求,將大型銀行的總體資本金增幅從最初提案的19%降至3%~7%;調整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增強型補充杠桿率標準,將杠桿率底線大幅下調,同時修改總損失吸收能力與長期債務要求,為銀行釋放出天量的可貸資金;甚至撤回了限制高杠桿融資的杠桿貸款指引,徹底放開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 。
終結《巴塞爾協議Ⅲ》帶來的,不僅是銀行資本金要求的降低、信貸規模的擴張,更是金融監管邏輯的根本轉變——從“防風險”的被動防守,轉向“促創新”的主動賦能。美國銀行業將從層層監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再被抵押品、資本金等硬性指標捆綁,能夠根據市場需求,靈活設計針對創新企業的金融產品,讓輕資產的科技企業不再因“無抵押”而融資無門。
為AI新質生產力服務,是這場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最終落腳點,美聯儲的一系列政策,都在為AI產業打造一條低成本、高流動性的融資通道。沃什認為,美國正處于AI爆發和繁榮的前夜,AI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將讓實際供給曲線大幅右移,從而穩定物價,因此美聯儲可以在短期遏制通脹后,不顧傳統通脹目標而全力降息,讓美國優質企業的實際利率加速且持續地下行。這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本質上是為新質生產力“輸血”——低利率環境將大幅降低AI企業的融資成本,讓硅谷的算力中心、德州的科技研發基地能以極低的成本獲得資金,實現杠桿化的無限擴張。與此同時,沃什還主張在弱監管模式下,利用民營企業主導的穩定幣拓展美元的主導地位,推動穩定幣與美聯儲主賬戶的對接。
這一舉措將徹底打破傳統銀行的支付壟斷,讓科技企業可以繞過銀行直接進行支付結算,就像微信、支付寶改變傳統支付體系一樣。而一旦科技企業拿下貨幣傳輸和聯邦支付牌照,便能打造出屬于自己的“影子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的循環出表實現數十倍杠桿,為AI產業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金融活水。
而硅谷的科技巨頭,正是這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以馬斯克為例,股票質押風險權重的大幅降低,讓他無需再為籌集資金而變賣特斯拉股票,能夠毫無顧忌地進行杠桿化擴張;穩定幣與美聯儲主賬戶的松動,讓特斯拉體系可以構建獨立的支付體系,擺脫對傳統銀行的依賴;而貨幣傳輸牌照的獲取,則能讓其打造“特斯拉金服”,成為橫跨科技與金融的超級平臺。這不僅是單個企業的崛起,更是整個科技產業與金融體系的深度融合——金融不再是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存在,而是成為了新質生產力的“燃料”,與AI產業同頻共振,推動美國經濟向數字時代全面轉型。
當然,這場以終結“當鋪思維”為起點的金融改革,也注定是一場充滿陣痛的變革。這將讓傳統低效產業、依賴福利維穩的領域失去資金支持,大量傳統企業將被市場淘汰,舊時代的雇員也將面臨失業的壓力。過去三十年的貨幣體系所維系的社會平衡將被打破,貧富差距、產業分化或許會進一步加劇。但在特朗普和沃什的“新美國”劇本里,這種陣痛是轉型的必然代價——為了讓美國在AI時代占據全球領先地位,必須犧牲部分短期的公平,換取長期的效率提升。
從抵押品導向到價值創造導向,從守成的當鋪思維到創新的市場邏輯,特朗普的金融供給側改革,正在重塑美國金融體系的底層邏輯。美國銀行業的當鋪思維終將成為歷史,而以AI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將接過金融資源的接力棒,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這場改革不僅關乎美國自身的經濟轉型,更將引發全球金融格局的重新洗牌——全球的資本流動、產業布局、貨幣體系,都將隨之迎來一場“大變天”。
說起了“當鋪思維”和《巴塞爾協議》的老年人思維,很多人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
可以預見,美國未來也將面臨一場巨大的金融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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