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強不強，這五年很關鍵！需要把握哪些關鍵點？

2月3日，上海市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市長龔正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部署“著力加強核心功能建設，持續提升‘五個中心’能級”時，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加強科創板制度建設，更大力度培育壯大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探索構建離岸金融體系，加快建設自主可控的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這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十五五”時期的功能升級指明了方向。

“十四五”期間，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活力迸發，金融市場規模與能級持續提升。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在滬主要金融要素市場合計成交2967.8萬億元，同比增長12.7%。

與此同時，上海金融業對外開放在國內引領潮頭，是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地。截至2024年底，上海各類持牌金融機構達到1782家，其中外資金融機構占三分之一，全球主要跨國金融機構基本在上海設有分支機構。

“十五五”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全面提升的關鍵五年。上海的目標是明確的，經過5—10年的建設，基本建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相匹配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意味著上海將不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更將成為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一個積極的、建設性的參與者，一個能夠提供穩定、開放、公平、高效市場的重要一極。這一定位的實現，將對穩定全球金融格局、服務全球實體經濟發展貢獻至關重要的“中國力量”與“上海智慧”。

時值上海兩會召開之際，《國際金融報》圍繞“十五五”期間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新方位、新路徑，專訪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他從四大戰略支柱、三個邁向，以及四大維度方面，給出了極富建設性的建議。

聚焦四大戰略支柱

《國際金融報》：在上海的“五個中心”規劃中，國際金融中心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請問您認為在“十五五”期間，上海應如何更好地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

陸紅軍：在上海“五個中心”的宏偉藍圖中，國際金融中心絕非單一的功能模塊，而是驅動整個城市能級躍升的戰略核心與綜合樞紐。

它不僅是資金融通的“洼地”，更是配置全球資源、定價關鍵資產、管理復雜風險、推動科技創新的關鍵高地。

當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從規模積累與要素市場的“成型”階段，邁入功能深化和影響力釋放的“升維”新階段。

我認為在“十五五”期間，上海應聚焦以下四大戰略支柱，系統性地增強其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首先，深化新型市場體系與拓展其功能是核心基礎，目標是打造“人民幣資產全球配置中心”和“全球風險管理中心”。

為實現這一目標，上海需要持續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特別是強化科創板的“硬科技”定位；同時，應積極探索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試點，穩步發展期貨和衍生品市場，以提升大宗商品、航運等領域價格的國際影響力，并積極籌備“上海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從而構建功能完備、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

其次，推動高質量制度型開放與提升樞紐能級是關鍵路徑，核心在于構建“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使其成為金融高水平開放的壓力測試區和國際規則對接區。

具體舉措應重點圍繞跨境金融與離岸金融展開，包括拓展離岸賬戶功能、促進離岸信貸與自貿區離岸債發展，并探索跨境銀團貸款等創新。此外，深化“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協同發展”，在離岸人民幣業務、資產管理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形成強強聯合的格局。

再次，確保金融全方位服務實體經濟與培育新質生產力是根本宗旨，核心任務是將金融活水精準滴灌至現代化產業體系，著力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和數字金融這“五篇大文章”。

為此，上海應加快建設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構建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科創金融服務體系；同時致力于構造國際綠色金融樞紐，豐富碳金融產品并參與國際定價權競爭；并大力發展航運金融、再保險，以及推動金融資源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最后，構建安全高效的基礎設施與優化生態體系是堅實保障，目的在于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這需要通過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大宗商品倉單登記中心）、強化金融法治與消費者權益保護、運用監管科技提升風險預警能力，以及大力引進和培育高水平國際化金融人才來實現，從而為整個戰略的實施提供穩固的支撐和可持續的動力。

“三個邁向”中把握主動權

《國際金融報》：您剛剛提到，如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從規模積累與要素市場的“成型”階段，邁入功能深化和影響力釋放的“升維”新階段。請問您認為未來上海應如何進一步增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陸紅軍：“十五五”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從“有沒有”“大不大”轉向“好不好”“強不強”的關鍵五年。其成功不再僅僅由交易量或金融機構數量定義，而是取決于能否在人民幣數字化、國際化進程中扮演核心角色，能否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不可或缺的風險管理工具，能否為全球產業變革提供關鍵的金融解決方案。

我認為，“十五五”期間，上海需要在“三個邁向”中把握主動權，從而將基礎規模優勢轉化為定義規則引領力與指定標準影響力優勢。

首先，是從“渠道通道型”開放邁向“規則與標準制定型”開放。

過去的開放以市場準入和互聯互通為主，未來上海應在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等區域，主動開展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基準的金融制度型開放試點，包括在數據跨境流動、金融信息披露、爭端解決機制等領域進行前瞻性探索，將上海塑造為中國金融規則與國際規則良性互動的“轉換器”、多種新型國際標準制定的實驗區，吸引更多國際金融組織和機構將其亞太乃至全球業務決策功能落戶上海。

其次，是從“要素集聚”邁向“功能賦能與系統協同”。對于上海來說，金融機構與資金的集聚是基礎，但真正的競爭力體現在金融功能對城市乃至國家戰略的賦能上，上海必須強化“五個中心”的聯動發展。

譬如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聯合方面，可以利用科創板、股權投資基金等，支撐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先導產業發展，形成“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

或就金融中心與貿易、航運中心聯動方面，可以通過發展航運保險、運費人民幣結算、供應鏈金融等，提升上海在國際貿易與航運領域的綜合服務能級和定價話語權。

這種“打包式”的解決方案，能使上海為企業提供從研發融資、生產保險到貿易結算、匯率風險管理的全鏈條服務，形成難以復制的綜合競爭優勢。

第三，從開放創新中的風險防控型邁向“高水平動態平衡型體系”。影響力越大，風險管理的責任越重，下一步，上海應“著力構建與金融開放創新相適應的風險監管和風險防控體系”。

這需要充分利用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監管科技，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離岸業務風險的實時監測與穿透式管理；強化“央地協同”和各部門監管協作，筑牢金融安全網；在鼓勵創新的監管沙盒機制中，堅持“發展與安全并重、創新與規范并行”，為真正的金融創新提供容錯空間。

四大維度深化“雙中心”建設

《國際金融報》：在《中共上海市委關于制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加快建設人民幣資產全球配置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以下簡稱“雙中心”），請問在未來的雙中心建設方面，您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陸紅軍：此戰略部署并非孤立的地方規劃，而是中國深化金融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鍵落子。這標志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從“規模擴張”正式進入“功能升級”的新階段。

我認為，未來應從“四大維度”進一步深化發展雙中心建設。

首先是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構建離岸金融體系，全力打造全新的“離岸金融（經濟）功能區”。這并非簡單復制傳統離岸市場，而是依托現有自貿賬戶體系，構建一套與國際高標準接軌、適應非居民需求、兼顧風險隔離的金融業務規則和監管框架。

以及推動“自貿離岸債”等“兩頭在外”業務規模化發展，并拓展至離岸信貸、離岸保險等領域。這要求同步優化離岸賬戶體系，健全專門的法規制度和業務規則，提供有國際競爭力的稅收和監管環境。

其次，要以“補齊短板”為關鍵，突破金融產品瓶頸。其中，探索開展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試點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目前全球80%以上的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集中在港交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在岸市場缺位，推出該產品有助于將定價權和流動性留在境內，為實體企業提供基礎性的匯率避險工具；并且應以外匯期貨為起點，積極推動籌建上海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豐富人民幣計價的各類衍生品，如國債期貨期權、商品期權等，形成完整的風險管理產品鏈。

另外，應以“科技賦能”為支撐，升級金融基礎設施與監管，加快人民幣數字化、國際化的平臺建設和構建“體系化、模塊化、協同化、平臺化、智能化”的金融風險監測預警系統。

這需要深入運用區塊鏈、AI和大模型等技術，對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風險進行實時識別、穿透式管理和早期預警；同時增強基礎設施韌性，同步提升交易、清算、結算等核心金融基礎設施的韌性和軟硬件安全可靠性，確保極端情況下的系統穩定。

最后，以“生態協同”為基礎，優化全球營商環境，進一步加快機構與人才集聚。持續吸引國際金融組織和重量級金融機構在滬設立總部或功能性機構（如2025年啟用的IMF上海中心）；以及配套實施更具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和培育通曉國際規則、精通衍生品和金融科技的復合型人才。

同時，形成內外市場聯動，深化滬港、滬新等國際金融中心的協同發展，從而實現功能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