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有兩位熱門人選成為焦點，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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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里是北境翁，今天帶您深入剖析聯合國秘書長換屆這場牽動世界神經的關鍵博弈——新一屆聯合國掌舵人的遴選工作，已正式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全球治理格局的未來圖譜，正由此刻悄然鋪展。

當地時間2月2日，聯合國大會主席辦公室發言人柯林斯對外發布官方聲明：智利前國家元首米歇爾·巴切萊特，獲得拉美地區三國——智利、巴西與墨西哥的共同提名，正式加入秘書長候選人行列；與此同時，國際原子能機構現任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亦同步提交參選意向，構成當前最具競爭力的雙軌人選格局。

表面看是兩位資深外交家的正面交鋒，實則折射出深層次的地緣政治張力與多極力量的戰略權衡。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所擁有的否決權，并非程序性象征，而是具備實質否決效力的制度性杠桿，足以左右整場選舉的最終落點。

那么，兩位提名人各自依托怎樣的資歷支撐？其政策取向背后隱藏著何種治理邏輯？而中國這一票，在規則框架內究竟承載著怎樣的戰略分量與價值坐標？

中國否決權不可忽視

不少讀者存在一個普遍認知偏差：以為聯合國秘書長由193個會員國通過普選方式產生，實則完全相反——該職位的誕生機制，本質是“五常共識優先制”。

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依法享有的否決權，不是擺設性的禮節權力，而是能夠單方面終止候選人資格的剛性制度安排，更是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制度性話語權的集中映射。

要真正理解這一權力的分量，需厘清整個遴選流程的內在邏輯：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第二任期將于2026年12月31日屆滿。2026年上半年起，候選人將進入公開陳述與多輪評估階段，后續須經歷兩個核心環節。

第一階段，由安理會全部15個成員國進行閉門磋商與背靠背投票，其中中、美、俄、英、法五國各持一票否決權，任何一人投下反對票，即自動終止該候選人資格；第二階段，安理會僅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唯一推薦人選，由聯大以簡單多數表決予以形式確認。

盡管流程上設有“安理會初篩”與“聯大終審”兩道關口，但決定性門檻始終如一：唯有五常達成一致認可，候選人才具備最終勝出的法定前提。

聯大的表決環節，本質上屬于憲章義務下的程序性背書，真正的決策中樞，始終牢牢錨定在五常閉門會議桌上。中國的否決權，從來不是虛設條款，而是捍衛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矯正全球權力失衡、推動治理體系更加包容公正的核心支點。

無論哪位候選人，倘若其政策主張與中國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相抵觸，倘若其施政綱領隱含對主權平等原則的削弱傾向，或可能侵蝕廣大南方國家的發展空間與制度自主權，中國均有充分法理依據啟動否決機制，將其排除在最終名單之外。

回溯2016年古特雷斯當選歷程，正是中美俄英法五方經過多輪協調、反復磋商、最終形成政治默契的結果。

即便當時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輪換”慣例，國際社會依然普遍接受這一結果——這既印證了五常機制的實際效力，也標志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正穩步提升在全球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重與塑造能力。

如今新一輪角逐開啟，中國對候選人的立場研判、對關鍵議題的底線設定、對否決權的審慎使用，不僅關乎兩人去留，更將深刻影響未來五年聯合國在和平安全、可持續發展、人權治理等核心領域的行動重心與價值導向，彰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戰略定力與制度擔當。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行使否決權，始終恪守三大基本準則：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標尺，堅守全人類共同福祉的根本立場，呼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訴求與現實關切。

兩位候選人，兩種不同的底色

當前聯合國秘書長競選呈現出鮮明的“雙軌競逐”態勢，米歇爾·巴切萊特與拉斐爾·格羅西，不僅履歷路徑迥異，其政策哲學、治理風格與價值錨點亦呈現結構性差異。

這種差異，既是個人政治生涯的自然延展，更折射出不同陣營對全球秩序的理解分歧與路線選擇，也直接構成了中國對其支持可能性的重要判斷維度。

先聚焦米歇爾·巴切萊特，這位由智利、巴西、墨西哥三國聯合推舉的重量級人選，擁有極為扎實的執政經驗與跨區域公信力基礎。

她曾兩度執掌智利最高行政權，是該國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家元首，憑借務實親民的執政風格與“國民母親”的公眾形象，在國內長期保持超高民意支持率；尤為難得的是，她在智利民主轉型關鍵期，成功推動軍方與文官政府實現歷史性和解，展現出卓越的政治調和力與危機駕馭能力。

此外，她于2018至2022年間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深度參與全球人權標準制定、國別審查及緊急響應機制建設，對聯合國人權體系運作邏輯具有系統性認知。

但必須指出，巴切萊特的政策底色帶有清晰的西方自由主義印記，其一貫強調人權議題的普遍性優先地位，堅定主張性別平等、LGBTQ+權利、原住民權益等進步議程，并公開支持將人權保護置于國家主權考量之上的解釋范式。

而這一解釋路徑，長期被部分發達國家用作推行價值輸出、實施外交施壓乃至干預他國內政的合法性工具。

從中國視角出發，巴切萊特所秉持的這套話語體系，與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主權至上”原則、《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的“不干涉內政”基石存在根本性張力，也成為她爭取中方實質性支持的最大制度性障礙。

因為中國始終堅信，人權保障必須扎根于各國具體國情與發展階段，任何脫離主權完整談人權的做法，都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第2條所確立的基本精神，也無助于真正解決全球人權赤字問題。

再審視拉斐爾·格羅西，與巴切萊特鮮明的“政治家型”特質不同，他出身阿根廷外交系統，屬于典型的“專業治理型”官員，目前仍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崗位上履職。

其核心優勢在于深厚的技術積淀與高度聚焦的問題意識，主攻方向集中于核不擴散機制強化、民用核能安全監管、高風險核設施防護等專業領域，始終堅持技術議題應超越意識形態紛爭的基本立場，這也是他區別于巴切萊特最本質的專業分野。

近年來，格羅西頻繁活躍于國際核安全前沿：從斡旋伊朗核協議履約僵局，到實地督導扎波羅熱核電站安全防護，再到牽頭制定全球核材料追蹤新規，憑借冷靜理性、務實高效的專業表現，贏得包括美歐在內的多方信任，建立起廣泛而穩固的國際合作網絡。

從中方立場研判，格羅西所堅持的“技術中立”原則、對核安全治理的持續投入、對多邊合作機制的尊重態度，與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高度契合。中國不僅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堅定履約國，更是全球核安全治理體系的重要建設者與貢獻者。

格羅西的專業背景、政策重心與行為邏輯，更貼近中國對下一任秘書長的期待：聚焦真實挑戰、推動務實合作、避免將技術議題政治化或工具化。這種治理取向，使其更有可能獲得中方的認可與支持。

中國的角色

外界常將中國的否決權簡化為一種“控制手段”，實則嚴重誤讀。在中國的制度語境中，這項權力的本質是責任載體，是踐行多邊主義承諾、守護國際公平正義、托舉南方國家發展權益的莊嚴使命。

它從不服務于狹隘國家私利，而是致力于構建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更能回應時代挑戰的全球治理體系。

基于當前兩位候選人的政策光譜與實踐軌跡，格羅西所展現的專業理性與議題聚焦特征，確實在多個維度更契合中方的治理偏好。但這絕不意味著中方會提前鎖定支持對象或放棄獨立評估。

中國將嚴格遵循客觀、公正、全面的原則，綜合考察其政策連貫性、執行能力、跨文化溝通素養及對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的敏感度，最終依據全人類共同利益作出審慎抉擇。

而巴切萊特若繼續堅持“人權高于主權”的單維解讀框架，且未能就主權平等原則作出更具建設性的理論調適，中方依據憲章精神與國家立場行使否決權，將是合乎法理、順應道義的必然選擇。

此舉絕非針對某位政治人物的個人立場，而是對聯合國制度根基的堅定守護，是對全球南方國家集體意志的鄭重回應。

結語

聯合國秘書長的更替，從來不是一場孤立的人事更迭，而是多重力量交匯、多重理念碰撞、多重利益重構的全球性政治事件。

巴切萊特與格羅西的同臺亮相，表層是兩位資深外交官的能力比拼，深層則是“價值觀驅動型治理”與“問題導向型治理”兩條路徑的制度性對話，更是西方主導話語體系與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訴求之間的一次重要校準。

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握有的否決權，既是制度賦予的法定權利，更是歷史交付的時代責任。它既能決定個體命運，也能重塑組織航向。

這份權力，我們珍視，但從不濫用；我們重視，但絕不交易。任何偏離《聯合國憲章》宗旨、損害發展中國家制度空間、將多邊平臺變為意識形態角斗場的候選人，都不可能獲得中國的背書。我們的選擇，永遠錨定在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