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把澳門還給你們，現在，立刻，馬上！”
1975年的那個春天，葡萄牙新政府派來的特使，在談判桌上急得臉紅脖子粗，那架勢不像是來還地盤的，倒像是來甩鍋的。
按理說，這要是放在晚清，慈禧太后做夢都能笑醒，可此時坐在對面的中國代表，卻不僅沒伸手去接這塊”大肥肉”，反而淡定地擺了擺手。
送上門的領土都不要？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01
說起澳門這檔子事，咱們得先把日歷往回翻，翻到那個讓人憋屈的1887年。
那會兒的大清朝，基本上就是個破鼓萬人捶的狀態。李鴻章那幫人，跟葡萄牙簽了個《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這名字聽著挺客氣，里面內容全是坑。最要命的就是那四個字——“永居管理”。
咱們都知道，香港那是租的，雖然租期長了點，99年，但好歹有個頭，就像你把房子租給別人，租約一到，房東拿著合同去收房，天經地義。
但澳門這個”永居”，性質可就變了味了。這相當于葡萄牙人拿的不是租賃合同，是房產證。從法理上講，只要他們臉皮夠厚，那就是打算賴在這兒一輩子不走的。
那時候的葡萄牙人，心里那叫一個美。他們覺得這便宜占大發了，不用交租金，還能在中國南大門安個家，這買賣做得簡直是一本萬利。
可是啊，這世上的事，哪有一直占便宜的道理？
時間一晃到了20世紀60年代，葡萄牙人還在做著”東方蒙特卡洛”的美夢，卻沒發現腳下的這片土地，早就不是當年那個任人宰割的大清了。
這時候的澳門，表面上看著燈紅酒綠，其實底下早就變成了個火藥桶，就差那一顆火星子。
這顆火星子，最后還真就來了，而且起因說出來你可能都不信，就是為了幾根爛木頭和一所破學校。
02
1966年，那是冬天，風刮在臉上生疼。
在澳門離島有個叫氹仔的地方，那地方窮得叮當響。那里的坊眾們尋思著，孩子們沒書讀也不是個事兒，就想著大家伙湊錢，自己動手蓋所學校。
這本來是件積德行善的好事，申請早就遞到澳葡政府手里了。可那幫官老爺們，平時喝咖啡看報紙挺勤快，一辦正事就開始玩”拖字訣”。這一拖就是半年多，連個響兒都沒有。
眼瞅著孩子們只能在露天吹冷風，大家伙心里急啊，一合計：反正地是咱自己的，錢也湊齊了，不如先搭個棚子把課上下去，手續咱們邊建邊補唄。
結果，這棚子剛搭出個模樣，麻煩就找上門了。
11月15日那天，澳葡警察氣勢洶洶地沖了過來。帶頭的警長把帽子一歪，指著還沒完工的學校就罵，非說這是違章建筑，沒有批文誰也不許動。
工人們這下可氣壞了，咱們遞了申請你們不批，現在自己建你們又來拆，這不是成心不給老百姓活路嗎？雙方沒說幾句就推搡起來。
那年頭的澳葡警察，平時那是橫著走慣了的，哪受得了這幫”苦力”的頂撞？二話不說，掄起橡膠棍就往死里打。
現場那是慘不忍睹啊，幾十號工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連在旁邊看熱鬧的七八十歲老太太，都被他們一腳踹翻在地上。
這事兒一傳開，整個澳門都炸鍋了。
大家伙心里的火壓了幾十年，這一下算是徹底爆了。成千上萬的澳門人涌上街頭，圍住了澳督府，就三個要求：懲辦兇手、賠償醫藥費、道歉。
這要求過分嗎？放在今天看，那是再正常不過的維權。
可當時的澳督叫施維納，是個典型的死硬派軍人出身。他站在總督府二樓的窗戶后面，看著下面黑壓壓的人群，嘴角掛著一絲冷笑。在他看來，這幫人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嚇唬嚇唬就散了。
于是，他下了一個讓他后悔八輩子的命令。
“給我打，往死里打！”
12月3日，這絕對是澳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沖了出來，不僅用了催淚彈，還真的開了槍。當場就有8個無辜的市民倒在血泊里，還有200多人被打傷。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三慘案”。
那天晚上，施維納還在總督府里開香檳慶祝，覺得自己手段強硬，鎮住了場子。但他做夢也沒想到，他這一槍，不是打在老百姓身上，而是打在了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死穴上。
03
槍聲一響，性質就變了。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民事糾紛，這是血海深仇。
不用誰去動員，整個澳門瞬間就停擺了。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學生罷課。就連平時賣菜的大媽，看到葡萄牙人的保姆來買菜，都直接把菜扔回筐里：“不賣！餓死這幫龜孫子！”
更狠的還在后頭。
廣東那邊得知消息后，那是真的怒了。也沒搞什么復雜的軍事演習，就干了一件事——關水閘。
要知道，澳門這地方，淡水那是命根子，全靠大陸供應。這水閘一關，整個澳葡政府瞬間就傻眼了。
沒水喝還能忍幾天，可接下來，大陸這邊停止了一切副食品供應。新鮮蔬菜、豬肉、雞蛋，一夜之間全斷了。
這時候的澳督府里，那是真的亂成了一鍋粥。施維納看著水龍頭里滴不出一滴水，看著食堂里只剩下干硬的面包，終于開始慌了。
他想找人談判，可這時候誰搭理他？
就在澳葡政府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
這人叫何賢，大家可能對這個名字不太熟，但他有個兒子后來大家都知道，叫何厚鏵。何賢當時人稱”澳門王”，那是黑白兩道都給面子的人物。
何賢走進了澳督府，看著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現在卻胡子拉碴一臉憔悴的澳督，只冷冷地說了一句話：“現在不是你們想怎么樣，是我們要怎么樣。”
擺在施維納面前的路只有一條：低頭認罪。
1967年1月29日，這一天值得被載入史冊。
澳督府的大廳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施維納穿著一身皺皺巴巴的西裝，像個犯了錯的小學生一樣，一步步挪到了大廳中央。
而在他面前的正上方，掛著一張巨大的毛主席畫像。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一個西方老牌殖民帝國的總督，在東方的領袖畫像面前，彎下了他高貴的膝蓋。
他顫顫巍巍地在認罪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承認澳葡政府犯下的罪行，同意賠償，同意懲辦兇手。
這一簽，實際上就把葡萄牙在澳門的”里子”全丟光了。
從那天起，澳門雖然名義上還掛著葡萄牙的國旗，澳督也還住在那個府邸里，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地方，真正說話算數的，早就不是葡萄牙人了。
澳葡政府徹底成了個”掛名掌柜”，平時也就是負責掃掃大街、收收垃圾，遇到大事兒，還得看那邊社團和商會的眼色。
這叫什么？這就叫”聽喝”。
04
你以為這就完了？更離譜的還在后面。
就在澳葡政府在澳門夾著尾巴做人的時候，葡萄牙老家那邊也出事了，而且出的還是大事。
1974年，葡萄牙國內爆發了一場”康乃馨革命”。這幫當兵的早就受夠了那個獨裁政府，更受夠了在非洲殖民地打那些永遠打不贏的仗。
新政府一上臺，立馬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們宣布：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認這些地方有獨立的權利。
這政策一出，非洲那些殖民地是高興壞了，紛紛宣布獨立。
可輪到澳門的時候，畫風突然變得詭異起來。
葡萄牙新政府一看澳門，哎喲，這哪里是殖民地啊，這分明就是個燙手山芋！
你想啊，經過1966年那場事兒，他們在澳門早就沒什么實權了，還得每年往里貼錢維持治安和行政。這對于當時窮得叮當響的葡萄牙來說，簡直就是花錢買罪受。
于是，里斯本那邊一拍大腿：還！趕緊還！越快越好！
1975年，葡萄牙主動找上門來，那態度簡直比推銷員還熱情：“中國大哥，澳門我們不要了，這雖然是塊寶地，但我們能力有限，還是物歸原主吧，那個…我們撤軍的時間表都擬好了。”
這時候，全世界都在盯著北京看。
大家都覺得，這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不用動刀動槍，也不用像收復香港那樣等到幾十年后，現在就能把地拿回來，這得多大的面子啊？
可誰也沒想到，面對葡萄牙人的”盛情”，中國這邊的反應卻是異常的冷靜，甚至可以說有點”冷淡”。
當時的領導人只回了葡萄牙特使一句話，大意就是：澳門確實是中國的領土，這沒毛病，但什么時候收回來，怎么收回來，咱們得從長計議，現在還不是時候。
葡萄牙特使當場就懵了：給你你還不要？這劇本不對啊！
其實啊，這哪是不要，這是有著極深的戰略考量。
這里面有個巨大的坑，如果當時接了這個”餡餅”，那后面可能就是個”鐵餅”，能把牙給崩了。
05
咱們得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說。
葡萄牙當時急著還澳門，打的是”殖民地非殖民化”的旗號。這聽著好聽，但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殖民地非殖民化的結果通常是什么？是”獨立”，或者是”民族自決”。
如果中國當時順著葡萄牙的桿子往上爬，承認澳門是作為”殖民地”被放棄的，那以后香港怎么辦？
要知道，英國人可是精明得很，他們一直盯著這邊的動靜。如果澳門按照”殖民地獨立”的模式搞，那香港那邊是不是也能照葫蘆畫瓢？萬一以后香港也鬧著要搞”自決”，那這局棋可就難下了。
所以，北京這邊的態度非常明確：澳門不是殖民地，澳門是被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
這兩者有什么區別？區別大了去了！
如果是殖民地，那怎么處理還得看當地人的意愿或者國際社會的臉色；如果是被占領的領土，那什么時候收、怎么收，那就是中國自己的家務事，誰也別想插嘴。
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看問題從來不是看眼前這一畝三分地，而是看著整盤棋。
當時中國剛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沒幾年，正在全力以赴地從法理上把”香港和澳門是殖民地”這個定義給抹掉。
所以，面對葡萄牙的”急流勇退”，中國選擇了”按兵不動”。
我們告訴葡萄牙人：地是我們的，你們現在先代管著，維持現狀，等時機成熟了，咱們再談交接的事。
這一招”緩兵之計”，簡直絕了。
它不僅穩住了澳門的局勢，更重要的是，它徹底堵死了未來香港問題上英國人可能鉆的空子。
葡萄牙人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繼續當這個”管家”。不過從那以后，他們的態度倒是好了很多，畢竟知道自己是賴在別人家里，遲早是要走的，還不如給房東留個好印象。
到了1986年，中國改革開放搞起來了，國力也上來了，這時候再談澳門問題，那就是水到渠成。
談判桌上，葡萄牙人那是相當配合。根本不用像跟英國人談香港那樣，還要費盡口舌去爭什么”主權治權”。葡萄牙人直接就是：“行行行，你們說了算，我們配合。”
1999年12月20日，澳門終于回家了。
那天晚上，當那首《七子之歌》響起來的時候，多少人在電視機前哭成了淚人。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那個”不著急”，是真沉得住氣。
要是當年急吼吼地接了手，說不定就會留下一堆爛攤子。而等到1999年，那是堂堂正正、風風光光地恢復行使主權，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這就像是高手過招，不在乎那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在乎的是最后的結局是否圓滿。
至于葡萄牙人，雖然最后是灰溜溜地走了，但相比于某些被趕走的殖民者，他們走得還算體面。至少在最后時刻，他們選擇了順應歷史的大勢，沒有做那個擋車的螳螂。
這大概也是為什么，現在去澳門旅游，還能看到那么多保存完好的葡式建筑，還能吃到正宗的葡式蛋撻。
歷史這東西，有時候就是這么有意思。你越是想強占的，最后丟得越慘；你學會放手了，反而還能留下一得香火情。
1999年的那個冬天，澳門并沒有像某些西方媒體預言的那樣”死去”，反而迎來了它幾百年來最輝煌的時刻。
這盛世，如你所愿。
當年那個在寒風中被強拆的氹仔學校，如今早就變成了寬敞明亮的現代化校舍。那些曾經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坊眾們的后代，現在正坐在教室里，讀著關于回歸的課文。
你說，這算不算是一種最好的回答？
至于那個曾經不可一世、下令開槍的澳督施維納，他回到葡萄牙后，日子過得也是凄凄慘慘。
因為在澳門搞砸了，他在國內也沒落著好，被各種指責和排擠。
據說晚年的時候，他經常一個人坐在海邊發呆。
不知道看著大西洋的海浪時，他會不會想起1967年那個屈辱的下午，想起那張讓他不得不低頭的畫像。
人這一輩子啊，有些錯能犯，有些錯，犯了一次，就是一輩子的烙印。
當他簽字的那一刻，其實就已經注定了結局，不是輸給了某個人，是輸給了大勢。
就像那句老話說的：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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