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中國,兵荒馬亂,烽火連天,國共對峙的陰霾籠罩著大地。津浦鐵路上,一列從南京浦口開往天津的火車,拖著長長的煙柱哐當前行,鐵軌被北方的干風炙得發燙,車廂里擠滿了奔波的流民、商販與士兵,誰也未曾察覺,這趟擁擠的旅程中,正上演著一場立場與情義的暗中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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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駛出浦口站沒多久,國民黨將領錢大均的副官就滿心疑惑地追問:“您為什么要放了他呢?”錢大均望著窗外疾馳而過的荒草,苦笑一聲,語氣里滿是無奈與篤定:“你知道抓了他有多大麻煩嗎?我敢動他嗎?”
副官口中的“他”,正是時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負責人的陳賡,一個被國民黨懸賞捉拿、蔣介石點名要抓的“要犯”。而錢大均,作為國民黨元老、黃埔軍校老教官,更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為何會對一個“共黨要犯”如此忌憚,甚至不惜違抗命令,私自將其放走?這一切,都要從一段跨越立場的“黃埔情義”說起,更藏著亂世之中的復雜考量。
彼時的陳賡,正深陷險境。幾個月前,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許多同志被捕,機密泄露,他費盡心機搭建的情報網絡毀于一旦。受周恩來親自囑托,陳賡喬裝成“生意人”,帶著家人和同志陳養山北上,一來是避避風頭,二來是考察天津局勢,伺機重建特科組織,扭轉北方黨組織的危局。
深知自己在國民黨懸賞名單上的陳賡,一路上格外謹慎。那時長江還沒有輪渡,從上海來的旅客需先過江到浦口換乘火車,他特意避開高官專屬的高級車廂,選了人多眼雜的普通車廂,穿著粗布短褂、戴著舊氈帽,把帽檐壓得極低,靠著墻假寐,耳朵卻時刻警惕著周圍的一切,哪怕是一聲咳嗽、一句閑談,都逃不過他的注意。
命運的巧合,往往猝不及防。這趟火車上,恰好有因公出行的錢大均。進站時,錢大均就注意到了這個刻意遮著臉的“生意人”,那身形與氣質,總讓他覺得似曾相識。火車開動后,他立刻派副官前去打探,可陳賡卻故意裝迷糊:“你認錯人了吧?我就是個跑買賣的,不認識什么軍長。”
副官悻悻而歸,錢大均卻并未放棄。他心思縝密,深知對方定是刻意偽裝,索性親自起身,穿過擁擠的過道,走到陳賡面前,一把掀開他的帽子,爽朗的笑聲打破了車廂的沉悶:“哈哈,陳賡,別裝了,我還能認錯你?”
陳賡抬頭,對上錢大均的眼睛,心里暗叫不好,卻也只能硬著頭皮站起身。錢大均不由分說,挽住他的胳膊就往高級車廂走:“你怎么窩在這破地方受罪?跟我去前面,那兒舒坦。”周圍的乘客紛紛側目,沒人想到這兩個身份懸殊的人,竟是老相識。
高級車廂里,幾位黃埔軍校的老同學正圍坐閑談,這里寬敞干凈,與普通車廂的雜亂擁擠判若兩個天地。錢大均笑著向眾人介紹:“給大家介紹下,我抓了個‘活共產黨’,我黃埔的學生陳賡!”語氣里沒有敵意,反倒滿是熟稔。
陳賡順勢打圓場:“老師可別取笑我了,我早就不干那些事了。共產黨嫌我落后,把我除名了,這次是想去找胡宗南,看看老同學能不能給指條活路。”幾句寒暄,幾句試探,車廂里的氣氛漸漸熱絡起來,錢大均還特意讓副官買了吃食,兩人邊吃邊聊,聊起了黃埔軍校的過往。
“二次東征的時候,校長遇險,多虧你搭救,我也沾了你的光才沒受處分。”錢大均的一句話,勾起了塵封的回憶。當年,陳賡作為黃埔一期高材生,在二次東征中不顧個人安危,救下了身陷險境的蔣介石,這份恩情,錢大均一直銘記在心,而蔣介石,也始終對這份救命之恩難以釋懷。
看似輕松的閑談中,陳賡的心里卻始終繃著一根弦,暗自盤算著脫身之計。列車抵達徐州站時,他借口看望朋友,趁機下了車,繞著站臺轉了一圈,趁著列車啟動前的混亂,悄悄登上了另一節普通車廂,再次偽裝起來。
可他沒想到,剛坐下沒多久,錢大均的副官就再次找到了他。無奈之下,陳賡只能跟著副官,再次來到錢大均的包廂。這一次,錢大均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神色變得嚴肅起來,他示意副官退下,包廂里只剩下兩人。
“陳賡,你把我當傻子嗎?”錢大均的聲音低沉而有力,“你是什么樣的人,我還不清楚?你要是真的想做生意,怎么會換了車廂又上來?”陳賡的心沉到了谷底,知道自己的小伎倆早已被看穿,卻依舊強作鎮定地辯解。
“行了,別裝了。”錢大均擺了擺手,打斷了他的話,眼神里閃過一絲掙扎,隨即又變得堅定,“你我師生一場,又有救命之恩,有些話我就直說了。當年你救了我,也救了校長,這份情我一直記在心里。這次我不會為難你,就當是報答你的恩情,但你要記住,好自為之,他日在戰場上相見,我可不會手下留情。”
陳賡愣住了,他從未想過,身處敵營、立場對立的錢大均,會毅然決定放自己一馬。那一刻,千言萬語堵在心頭,有感激,有震撼,更有對亂世之中這份難得人情味的動容。列車抵達天津站,兩人在車廂告別,錢大均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句“好自為之”,成了兩人亂世相逢中,最沉重也最溫情的囑托。
錢大均放走陳賡,從來都不只是因為黃埔情義與救命之恩,更有深層次的政治考量。他心里清楚,陳賡不是普通的共產黨人,他是黃埔一期高材生,是蔣介石的救命恩人,在黃埔系中聲望極高。若是將其押往南京邀功,即便能得到蔣介石的一時嘉獎,也定會遭到黃埔老同學的唾棄,被人戳著脊梁骨罵“忘恩負義”。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粵系陳濟棠高喊“反蔣抗日”,福建第19路軍也蠢蠢欲動,蔣介石的統治并不穩固。若是因為殺了陳賡而導致黃埔系內部分裂,無疑是自毀長城。而且他也隱約察覺到,蔣介石對陳賡的態度十分微妙,雖懸賞捉拿,卻未必真的敢痛下殺手,畢竟,蔣介石也不愿背負殺害救命恩人的罵名。
后來的事情,正如錢大均所料。陳賡在上海再次被叛徒出賣被捕,消息傳到南京后,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黃埔老同學紛紛出面求情,蔣介石雖嘴上斥責,卻始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終默許其脫險。
亂世浮沉,立場相悖,卻未能磨滅那份藏在心底的情義。錢大均堅守了自己的底線,償還了恩情,也保全了自己;陳賡則不忘初心,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大將,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赫赫戰功,在抗美援朝、國防建設等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錢大均,始終留在國民黨陣營,1950年前往臺灣,直至1982年在臺北去世。
一段火車上的邂逅,一次跨越立場的放行,藏著黃埔情義的溫度,藏著亂世梟雄的權衡,更藏著人性的復雜與柔軟。80多年過去了,那段歷史早已塵封,但錢大均與陳賡之間的這段過往,依舊讓人感慨萬千——縱使立場對立,縱使戰火紛飛,總有一份溫情,能在亂世中熠熠生輝,成為歷史長河中,一段難忘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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