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4小時，立陶宛改口認錯，向全世界承認：5年前的決定很愚蠢

2026年2月初的立陶宛，夜晚的寒冷不只是來自零下的氣溫，更來自國家權力核心內部那種肉眼可見的撕裂。

就在2月3日，立陶宛總統瑙塞達還站在國際舞臺的聚光燈下，對著話筒向整個歐洲“訴苦”。

他指責中國對立陶宛施加“政治與經濟壓力”，并不斷提醒歐盟盟友要提高警惕、不要對中國掉以輕心，還炒作說與中國“過于親密”會造成風險。

在他的敘述里，立陶宛仿佛是一個堅持“價值觀”、卻因此被大國欺負的小國典型，是所謂“規則秩序”的犧牲品。

但諷刺的是，這番情緒激昂的表態甚至還沒來得及在國際輿論場上發酵，不到24小時，來自總理府的一番話，就把總統的“受害者敘事”當場拆穿。

新任總理魯吉尼埃內沒有使用任何外交辭令，也沒有試圖幫前任政府遮掩失誤，而是用近乎冷酷的直白語言，直接否定了五年前那項被包裝成“外交突破”的對臺政策。

她公開承認，當年那個決定不僅判斷失誤，而且從國家利益角度看是“極其愚蠢的”。這不是普通的政策分歧，而是一次罕見的“公開清算”。

在立陶宛政壇，這種由現任政府直接否定前任重大外交路線的做法，本身就說明問題已經嚴重到無法再粉飾。

魯吉尼埃內的意思很明確：立陶宛不是被誰“打壓”成今天這個樣子，而是自己一步步把國家推到了懸崖邊。

她用的比喻也相當殘酷——“立陶宛是自己跑去撞火車頭上，結果栽倒了”。

對于一個體量有限、經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小國來說，單方面挑釁一個全球性經濟體，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盟友兜底，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戰略誤判。

于是，一個極其尷尬的現實擺在了立陶宛人面前：總統還在用道德語言解釋失敗，總理卻已經開始用現實語言承認錯誤。

這種“一個在喊冤，一個在認賬”的畫面，恰恰說明國家已經走到了必須攤牌的階段，而這場攤牌，并不是憑空發生的。

它的根源，要追溯到五年前那次自以為聰明、實則危險的政治豪賭，正是這場豪賭，決定了立陶宛今天的處境。

時間倒回到2021年8月，當時的立陶宛，由祖國聯盟主導執政，正處在一種典型的“政治亢奮期”。

在那種氛圍下，政府高層做出了一個在外交界引發震動的決定：允許臺當局以“臺灣”而不是國際社會通行的“臺北”名義，在立陶宛設立所謂代表機構。

這個動作在操作層面并不復雜，但在政治象征意義上，卻明顯越過了長期存在的紅線。

當時這批政客心里打的算盤并不難理解，他們認為，只要在對華議題上表現得足夠激進，就能迅速獲得美國的政治好感，同時在歐盟內部塑造“價值觀先鋒”的形象。

換句話說，他們試圖用地緣政治冒險，去換取大國認可與話語存在感，但這一切，都是單方面的想象。

立陶宛既沒有與美國達成任何實質性經濟或安全補償協議，也沒有獲得歐盟內部的統一授權或背書。

結果幾乎是立刻顯現的，中立外交關系迅速降級，經貿渠道被全面壓縮，原本依賴中國市場的產業鏈首當其沖受到沖擊。

更現實的是，那些原本被許諾的“盟友支持”，并沒有在關鍵時刻出現，沒有哪個歐盟大國愿意為立陶宛的單邊行動承擔成本，更沒有哪個國家愿意犧牲自身對華關系，來替它撐腰。

對比之下，局面顯得格外諷刺，歐洲其他國家繼續使用“臺北”這一通行名義，既沒有觸碰政治紅線，又能保持與中國的正常經貿往來，企業訂單、投資合作一個不少。

只有立陶宛，成了那個“率先表態、卻無人跟隨”的例外樣本，從所謂“橋頭堡”，迅速淪為被繞開的孤島。

歐盟的反應同樣耐人尋味，起初，為了面子和內部團結，布魯塞爾確實在WTO層面做出過姿態，看上去像是在為成員國“出頭”。

但隨著時間推移，當法國、德國等大國領導人頻繁訪華、簽署大額合作協議時，這場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的訴訟，很快就被悄然擱置甚至撤回。

沒有公開宣布失敗，但也再無人提起，這背后沒有陰謀，只有赤裸裸的現實邏輯，沒有哪個國家會為了立陶宛的政治沖動，去犧牲本國企業的市場和利益。

立陶宛因此徹底看清了一個事實：在國際政治中，擅自行動的小國，一旦失算，往往連被同情的資格都沒有。

于是，2026年的歐洲呈現出一種極不對稱的畫面：一邊是主要經濟體與中國關系逐步回暖、貿易規模回升。

另一邊，是立陶宛獨自坐在冷板凳上，看著別人恢復往來，卻發現自己已經被系統性忽略，在這種長期失血的壓力下，新政府才不得不開始真正的“止損操作”。

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轉向，并不是突然的良心發現，而是被現實一步步逼到退無可退的結果，魯吉尼埃內上臺后的動作非常迅速，而且目標明確：先把損失止住，再談其他。

除了在言辭上公開否定前任路線，她還在制度層面做了一件極具象征意義的事情——在政府施政綱領中，直接刪除了“中國構成安全風險”這一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表述。

這不是簡單的文字修改，而是對過去五年對華政策基調的實質性糾偏，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要將對華關系“恢復到歐盟標準”。

換句話說，不再自作聰明、不再搶跑、不再搞單邊政治表演，而是回到多數成員國遵循的框架內。

這一調整，等于承認此前那套“價值優先”的外交路線，已經無法繼續支撐國家運轉，而原因也不難理解。

長期的經貿受限、投資減少、產業受挫，讓立陶宛社會各界逐漸意識到，空喊口號解決不了就業問題，也換不來能源和訂單。

當經濟賬越算越清楚，所謂“安全風險”的抽象敘事，自然就站不住腳了，對于一個體量有限的小國來說，脫離現實談戰略，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但問題在于，路線調整并不意味著內部共識已經形成，總統代表的舊勢力，仍然試圖維持強硬姿態，用冷戰思維為過去的決策辯護。

而總理代表的務實派，則更關心如何盡快修復關系、恢復正常貿易，這種分裂，本質上不是理念之爭，而是生存壓力下的選擇題。

必須承認，哪怕現在開始回調，也遠談不上“重置”，信任這種東西，一旦被主動打破，就不可能靠刪幾句話、換幾個說法就完全修復。

立陶宛今天面對的，是一個雙重困境：一方面，它已經讓東方對其可靠性產生疑問；另一方面，它的西方伙伴，也早已對這種不顧后果的冒進行為感到厭煩。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遲到五年的“認錯”，更像是一種狼狽的止損操作，而不是成熟外交的回歸。

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如果仍然幻想通過投機取巧在大國博弈中刷存在感，那么無論換多少屆政府、調整多少文件措辭，結局都不會有本質變化。

現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小國在大國博弈中，最危險的不是選邊，而是誤判自己的分量，立陶宛今天所承受的寒意，并不來自別人施壓，而是來自自己曾經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