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王世英被出賣，忽遇特務頭子來拜訪，看一眼暖壺他計上心來

1932年歲末，寒風正緊。

南京夫子廟邊上，有家招牌叫“鴻昌”的南貨鋪子，掌柜王世英正低頭撥弄著算盤，核對當天的賬目。

就在這會兒，樓梯口猛地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聽著就不善。

王世英本能地抬眼一瞧，看見那張臉的瞬間，心里頓時咯噔一下，后背也是涼颼颼的——來人竟是史濟美。

這人頂著兩重身份：一重是王世英當年在黃埔軍校的老同學，另一重身份更要命，他是中統那邊的特務頭子，專門負責要把地下黨往死里整。

眼下的情形，那就是把自己逼到了懸崖邊上，退無可退。

史濟美不是一個人來的，身后跟著那一幫人，腰里鼓鼓囊囊，顯然都帶著家伙，保險全開。

更讓人揪心的是，他的妻子李果毅這會兒正好出門買菜去了，指不定下一秒就會推門進來，一頭撞進這天羅地網里。

要是這時候王世英掏槍硬干，那是九死一生，基本就交代在這兒了。

但他把命搭上不要緊，剛轉移走的同志可能會被這群瘋狗追回來，正在往家走的妻子會被當場摁住，這條好不容易才搭起來的情報線，也得徹底斷了。

就在這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王世英做出了個誰都想不到的舉動。

他沒去摸槍，也沒想往窗戶那邊躥，反倒是慢條斯理地撣了撣衣領上的灰，臉上堆滿了生意人的招牌笑容，大步迎了上去。

“喲，這不是史老兄嘛！

哪陣風把您給吹來了？

快請進，快請進，趕緊坐！”

這一句看似沒心沒肺的客套話，直接拉開了一場要在刀尖上跳舞的心理戰大幕。

想要把這個必死的局給盤活了，咱們得先扒一扒王世英手里攥著什么牌，再看看史濟美心里打的什么算盤。

把時間推回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接連變節，中央特科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上海和南京的地下組織基本癱瘓。

就在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至暗時刻，王世英接到了死命令，單槍匹馬殺到南京，重新編織地下網絡。

王世英敢闖龍潭虎穴，手里最大的依仗，就是“黃埔四期”這塊硬邦邦的金字招牌。

那年頭的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那就是靠著黃埔系起家的，黃埔出來的學生在軍政兩界全是實權派。

所謂的同學會、同鄉會，那不光是用來聯絡感情的圈子，更是保命的護身符。

王世英把這一套玩得透透的。

到了南京后，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見錢眼開的市儈商人，整天張羅著請黃埔的老同學吃飯喝酒。

推杯換盞之間，大伙兒只當他是當年搞學運被開除、如今下海撈錢的老油條，誰也沒那個腦洞往“特科負責人”這五個字上聯想。

靠著這層關系網，王世英不光把南貨店生意做得紅紅火火，還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釘子埋進了復興社、藍衣社，甚至連楊虎城的眼皮子底下都有他的人。

但這中間出了個異數，就是史濟美。

史濟美也是黃埔出身，可這人太精明，手腕也夠狠，是徐恩曾手底下的紅人。

就在前不久，王世英還讓他吃了個啞巴虧。

那回史濟美抓了好幾個同志，關在金源車行里。

王世英沒傻到帶人硬搶，而是精心編排了一出“哭喪隊搶人”的好戲。

掐準了鐘點，讓出殯的隊伍堵在車行門口制造混亂，趁著人多手雜把人給救走了。

史濟美這虧吃得莫名其妙，愣是沒查出來是誰干的。

一直折騰到1932年底，王世英之所以會暴露，全是因為兩個意想不到的岔子。

頭一個岔子出在菜市場上。

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平時也是他的得力助手。

那天去集市，碰巧遇上個叫黃細妹的農婦。

這黃細妹大嗓門，喊了李果毅的名字。

李果毅怕露餡，裝作不認識扭頭就走。

這本來是出于謹慎的本能反應，可偏偏那天史濟美就在邊上晃悠。

干特務這一行的狗鼻子最靈，史濟美立馬覺著不對勁：老熟人見面，干嘛要裝路人？

他順手抓了黃細妹，雖說沒審出什么驚天大案，但李果毅這個名字，算是掛上號了。

第二個岔子出在上海灘。

史濟美調去當上海站站長后，帶人端了《紅旗日報》的印刷廠。

負責人陳玉仁沒扛住，叛變了，吐出來一份名單，王世英的大名赫然在列。

拿到了板上釘釘的證據，史濟美二話不說，帶著人就殺回了南京。

這就是他為何會帶人堵在“鴻昌南貨店”門口的來龍去脈。

把鏡頭拉回那個讓人窒息的客廳。

史濟美手里有名單，門外全是伏兵，怎么不直接動手抓人？

因為這老狐貍心里也有一本賬要算。

頭一條，王世英畢竟是黃埔同學。

在沒把證據坐實到百分之百之前，要是抓錯了，或者抓捕的時候手滑把人弄死了，在那個極度講究“黃埔香火情”的圈子里，史濟美以后就沒法混了。

萬一這事兒捅到蔣校長耳朵里，扣他個殘害同窗的帽子，他也吃罪不起。

再一個，他想要的是活口。

拖回去一具尸體，頂多算是結個案；要是能抓個活蹦亂跳的特科負責人，順藤摸瓜把整個南京地下網連根拔起，那才是驚天動地的頭功。

王世英那是何等聰明，一下子就掐準了對方這種“既想立大功又怕擔責任”的微妙心理。

當史濟美陰沉著臉問：“你夫人李果毅去哪兒了？”

王世英樂呵呵地回道：“她啊，買菜做飯去了。

老史你今天可千萬別走，等她回來整幾個硬菜，咱哥倆非得喝個痛快不可。”

這話里藏著兩層意思：第一，我很坦蕩，身正不怕影子斜，你隨便查；第二，你要找的人馬上就回來，你不用急吼吼地動手。

史濟美一聽，果然猶豫了。

他開始拿話刺探：“聽說李果毅以前鬧過農會，前夫還是個共黨？”

這是要命的試探，也就是圖窮匕見。

換個心理素質差點的，估計手里的茶杯都得摔地上。

可王世英的回答簡直絕了：“嗨，鮮衣怒馬少年時，咱們誰還沒年輕過？

想當年咱倆在學校那會兒，你鬧得比誰都兇呢——”

這一招叫“拉近乎，搞共情”。

他把那些要掉腦袋的政治指控，輕描淡寫地給化解成了“年輕時的荒唐事”，順帶著還把史濟美拉到了同一條戰壕里，以此回憶往昔崢嶸歲月。

史濟美聽完也樂了，緊繃的氣氛瞬間松快了不少。

王世英心里清楚，脫身的機會來了。

但他不能拔腿就走，必須得給對方一個“合情合理”的借口，還得讓對方覺得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他瞥了一眼桌上的暖壺，做出了最后的決斷。

他拎起暖壺想給史濟美倒茶，晃了晃發現沒水了，便極其自然地說道：“你先坐會兒，樓上爐子上正燒著水呢，我去灌滿暖壺，咱們再接著喝。”

這個理由太生活化了，充滿了煙火氣，讓人根本生不起疑心。

上了樓梯轉過彎，王世英干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救人。

他飛快地解下脖子上的圍巾，一半壓在窗戶里面，一半露在外面，搭在二樓的窗臺上。

這是他和妻子約定的最高級別警報信號：家里有鬼，快跑。

如果李果毅回來遠遠看見這個信號，就會立刻轉身消失，既保全了自己，也掐斷了線索。

第二件事，逃命。

他在二樓扯著嗓子對樓下喊話，告訴史濟美水馬上就開，以此穩住那個老狐貍。

一邊喊，他一邊擰開水龍頭，把鍋碗瓢盆一股腦扔進水槽里，弄得叮鈴咣啷響，水聲嘩嘩的。

這聲音傳到樓下，就是一個信號：他在忙著干活，人還在，沒跑。

實際上，就在這嘈雜水聲的掩護下，王世英已經輕輕推開窗戶，像只靈巧的貓一樣翻了出去。

他爬上房頂，順著屋脊溜到鄰居家陽臺，再穿過雜貨鋪的后門，眨眼間就消失在南京錯綜復雜的巷弄里。

樓下的史濟美還在那兒優哉游哉地等著喝茶敘舊呢。

左等右等不見人下來，喊兩嗓子也沒人應，光聽見樓上水流得嘩嘩響。

水還在那兒流著，人早就沒影了。

這一場在客廳里看似波瀾不驚的對話，說白了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時間爭奪戰。

王世英贏了。

他利用了對手的輕敵大意、利用了同學這層皮、利用了生活里的瑣碎細節，硬是在必死的死局里撕開了一道口子。

這一次金蟬脫殼，不光保住了他這條命，更要緊的是保住了南京地下黨的核心力量。

至于那個不可一世的史濟美，他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1933年6月，按照王世英的部署，中央特科紅隊在上海果斷出手。

這支被叫做“打狗隊”的精銳小組，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大特務當場送回了老家。

隨著局勢越來越惡化，到了1935年，中央特科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作為特科最后一位掌舵人，王世英在撤離前干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

要是這批檔案落到敵人手里，后果不堪設想；要是就地燒了，很多烈士的名字將永遠埋在歷史的塵埃里，再也沒人知道。

王世英沒選最簡單的銷毀，而是選了最危險的轉移。

這筆賬，他算得比誰都透亮。

1968年，王世英病逝。

在那段隱秘而偉大的歲月長河里，他就像當初在南京南貨店里的表現一樣：身處最危險的地方，靠著最冷靜的頭腦，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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