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大哥的生日。
天還沒大亮,我就開車往鄉下老家趕。后備箱里塞得滿滿當當:兩瓶好酒,一件羽絨服,還有城里老字號買回來的核桃酥——大哥年輕時最愛吃這個,現在年紀大了,還是惦記這口酥軟。
推開老家那扇熟悉的院門時,院子里飄著飯菜香。大哥系著圍裙從灶屋探出頭:“東子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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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迎上來,“都說了別買東西,你侄子從上海給我寄的東西還堆墻角呢!你能回來,比啥都強。”
堂屋的方桌上已經擺好了菜:臘肉炒蒜苗、辣子雞、油炸花生米、菜豆腐……都是最家常的,可每一樣,都是我愛吃的。
大嫂幾年前病逝了,侄子在上海安了家,一年回來一兩次。父母走后,這幾間老屋就剩大哥一個人守著。我每次勸他進城,他都搖頭:“住慣了,這兒清靜。”
我們兄弟倆對坐著,倒上酒。大哥舉起酒杯:“東子,哥這輩子,最慶幸的就是有你這個弟弟。”
我也舉起杯,眼眶發熱:“哥,咱們要做一輩子的兄弟。”
酒入口,辛辣過后是綿長的回甘。就像我和大哥這幾十年的情分,起先滿是澀,后來才釀出了醇。
我和大哥沒有血緣關系。他是我的繼兄。
思緒被酒氣熏著,晃晃悠悠飄回了1985年的秋天。
那年的春天,我爹走了。他喝多了酒,騎自行車從堤壩上摔下去,等人發現時,身子都僵了。
爹走后,娘帶著八歲的我,日子過得艱難。小叔一家三天兩頭上門,說是幫忙,眼睛卻總往我家的老宅和田地上瞟。有次趁娘去鎮上賣雞蛋,小叔帶著人就要量地界,被我娘舉著掃帚打了出去。
可孤兒寡母,終究是受欺負的。那年秋收后,小叔放話,說我們娘倆占著他秦家的地,得交出來。娘哭了一夜,幾天后收拾了包袱,拉著我說:“東子,咱們走。”
娘改嫁給了一個屠夫,叫劉得權。
進劉家門那天,是個陰天。院子里的老槐樹葉子黃了大半,風一吹,嘩啦啦地響。繼父站在堂屋門口,個子不高,膀大腰圓,臉上帶著笑。
“這是東子吧?”繼父的聲音粗嘎,“以后這就是你家了。”他朝西屋喊:“小武,出來見見你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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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簾一掀,出來個少年。那年他十七,已經沒讀書了,幫著繼父賣豬肉。他比我高出一大截,藍布衫的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結實的小臂。他站在那里,像棵還沒長成的楊樹,挺拔,卻帶著扎人的棱角。
“這是你大哥,劉武。”繼父說。
我躲在娘身后,怯生生地喊了聲:“大哥。”
繼兄上下打量著我,半晌,他撇了撇嘴:“誰是你大哥?娘唧唧的。”
看著他瞪我的目光,我嚇得往后縮了縮,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繼父沉了臉:“小武,咋說話呢!”
繼兄不再看我,轉身就往外走,院門被他摔得“哐當”一聲響。
晚上,繼父怕我認生,安排我跟繼兄睡一屋。那屋子不大,靠墻擺著兩張木板床,中間只隔著一張舊課桌的距離。我縮在自己的被窩里,能聽見隔壁床繼兄粗重的呼吸聲。
黑暗里,白天強壓著的委屈涌了上來。我想我爹,想我家那個雖然舊卻熟悉的老屋。眼淚順著眼角往下淌,我不敢出聲,只能咬著被角,肩膀一聳一聳的。
“嘖。”對面床傳來不耐煩的聲音。
緊接著,我的被子被猛地掀開了。繼兄站在床前,月光從窗戶透進來,照在他緊繃的臉上。
“你給我閉嘴。”他的聲音帶著不耐煩,“再哭,信不信我打掉你的牙?”
我嚇得連抽泣都停了,睜大眼睛看著他。他眼里沒有笑意,只有一種屬于少年的、不加掩飾的厭惡。
第二天吃早飯,我坐在小板凳上,捧著碗,不敢抬頭。繼兄也在桌邊,他喝粥的聲音很大,“呼嚕呼嚕”的,聽得我心驚膽戰。
繼父夾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東子,吃菜。”
我剛想伸筷子去夾,余光瞥見繼兄放下了碗。他站起身,端起自己的碗就往院子里走。
“小武,干啥去?”繼父問。
“看見他就吃不下。”繼兄頭也不回。
堂屋里靜得可怕。娘低下頭,眼圈紅了。繼父重重嘆了口氣,把菜碟子往我這邊推了推:“東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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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學會了躲著繼兄走。他在院子里劈柴,我就繞到屋后;他在堂屋坐著,我就去灶屋幫娘燒火。晚上睡覺,我盡量貼著墻,把自己縮成最小的一團。他也當我是空氣,一個屋檐下,我們像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轉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上小學三年級。
那天放學,我和同村的幾個孩子一起往回走,走到村口時,被五六個半大小子攔住了。他們比我大五六歲,領頭的叫王鐵柱,是村里有名的混小子。
“喲,這不是劉屠夫家新來的小崽子嗎?”王鐵柱叼著根草棍,歪著頭看我。
我抓緊書包帶子,想繞過去。
“站住!”他伸腳攔住我,“聽說你是外頭來的?懂不懂規矩?新來的,得孝敬咱們哥幾個。”
旁邊一個小子起哄:“對!請我們吃冰棍!”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毛錢,是繼父早上給我買鉛筆剩下的。我攥緊了錢,搖搖頭:“我沒錢。”
“搜他!”王鐵柱一揮手,幾個人就圍了上來。書包被扯掉,口袋被翻了個底朝天,那一毛錢被搶了去。
“就一毛?窮鬼!”王鐵柱罵了句,眼睛卻盯上了我的腳,“這球鞋不錯啊,新的吧?脫下來!”
那是繼父給我買的一雙新鞋——白色帶藍邊的回力球鞋。我穿了不到半個月,每天晚上都要擦了又擦,寶貝得不行。
“不給!”我死死踩著地。
“不給?揍他!”
拳頭和腳像雨點一樣落下來。我抱著頭蹲在地上,鼻子一熱,血流了出來。他們來扒我的鞋,我瘋了一樣踢打,可一個人哪打得過五六個。鞋還是被扒掉了一只,我趴在地上,死死護住另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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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中,我隱約聽見有人喊了聲“我去叫人”,好像是平時跟我關系不錯的同學李勇。我當時顧不上細想,只死死護著我的鞋,護著我的臉。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也許只有幾分鐘,卻像一輩子那么長——我聽見一聲暴喝:
“住手!”
那聲音太熟悉了,像炸雷。
我透過腫脹的眼縫看過去,看見了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場景:
繼兄扛著鋤頭,鐵青著臉,正從村道那頭沖過來。他跑得飛快,鋤頭在他肩頭閃著冷硬的光。
后來我才知道,是李勇跑回我家報的信。繼父剛好去鄰村收豬了,娘正在灶屋做飯,一聽我被打了,扔下鍋鏟就往外跑。她太急了,出門檻時腳下一絆,腳踝當時就腫了。
繼兄從外邊回來,看見娘坐在地上捂腳,又聽見李勇上說“東子被打……”,他二話沒說,轉身沖到院墻邊,抄起鋤頭就往外沖。
王鐵柱那幫小子一看繼兄這架勢,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不知誰喊了聲“快跑”,五六個人呼啦一下全散了,比受驚的麻雀飛得還快,連搶我的那一毛錢都掉在了地上。
繼兄沒去追他們,只是把鋤頭往地上一頓,鋤頭柄重重砸在土路上,“咚”的一聲悶響。他朝他們逃跑的方向吼,聲音大得半個村子都能聽見:
“再敢碰他一根指頭,老子打斷你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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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完了,他才轉過身來看我。我蜷在地上,衣服破了,臉上身上都是土,鼻子還在流血,一只腳光著,另一只腳上還頑強地套著那只球鞋。
繼兄看了我好一會兒,才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
“真沒出息。”
我咬著嘴唇,想爬起來,可胳膊腿疼得厲害,試了幾次都沒成功。
“還躺地上干啥?”他的語氣還是兇巴巴的,“要我背你啊?”
我怕他真不管我,忍著疼,手腳并用地撐起來。左腳光著踩在土路上,碎石子硌得生疼。
繼兄看了我一眼,忽然轉過身,在我面前蹲了下來。
寬闊的后背對著我,我愣住了。
“上來。”他沒回頭,聲音悶悶的,“耳聾了?”
我猶豫了一下,慢慢趴了上去。他的后背很寬厚,也很暖。
“大哥。”我小聲叫了一句,聲音啞啞的。
他的腳步頓了一下,很輕微,但我感覺到了。
過了好一會兒,就在我以為他不會回答的時候,我聽見了一聲輕輕的:
“嗯。”
那一聲“嗯”,像一顆燒得滾燙的小石子,“噗通”一聲投進了我心里那片冰涼已久的湖里。
“大哥。”我又叫了一聲,這次聲音大了些,帶著我自己都沒察覺的依賴。
“……矯情。”他回了兩個字,語氣好像還是硬的,可托著我的手,不自覺地往上顛了顛。
我把臉輕輕靠在他肩膀上,眼淚忽然就止不住了。這次不是害怕,不是委屈,是一種帶著甜又帶些酸的滋味。
他大概感覺到肩膀濕了,身體僵了一下,但什么都沒說,只是腳步更穩了。
那以后,很多東西都不一樣了。
繼兄還是不怎么笑,說話還是硬邦邦的,可我知道,有些東西在那個傍晚,就徹底改變了。吃飯時,他會把菜盤子往我這邊推;我晚上做作業,他會把靠近燈的位置讓給我。
我漸漸不怕他了,甚至開始喜歡跟在他屁股后面。他去河里摸魚,我就在岸上拎桶;他上樹掏鳥窩,我就在下面接著。他還是會瞪我:“跟屁蟲。”可下次出門,還是會放慢腳步等我。
我高三那年冬天,繼父得了急癥。從發病到走,只有三天。
葬禮上,娘哭得幾乎昏厥。夜深人靜時,她拉著我的手,悄悄說:“東子,你繼父走了,咱們……咱們怕是得回你姥姥家了。”
她的擔心我懂。繼父是聯系我和繼兄之間那根最直接的線,現在線斷了,我們這對沒有血緣關系的母子,還有什么理由留在這個家里?
出殯后的第三天晚上,繼兄把我和娘叫到堂屋。桌上擺著繼父留下的賬本,還有一個小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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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開布包,里面是一沓錢。
“爹臨走前交代了。”繼兄的聲音有些沙啞,他看著我說,“東子以后讀大學,我供。”
娘愣住了,嘴唇哆嗦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繼兄拿起那沓錢,推到我面前:“這些你先拿著,交學費,買書。不夠的,哥再掙。”
“小武,這……”娘淚如雨下。
“嬸。”繼兄第一次這么正式地叫娘,“東子是我弟,供他讀書,是我該做的。”
那晚的月光很亮,照在繼兄臉上。我第一次那么仔細地看他——不知什么時候,那個一臉桀驁的少年,已經有了成年人的沉穩和擔當。
我考上省城大學的那年秋天,繼兄送我去的車站。
火車開動前,他把一個塑料袋塞到我手里:“里面是煮雞蛋和烙餅,路上吃。到了給家里打電話。”
我趴在車窗上,看著他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人潮里。
塑料袋里除了吃的,還有一個信封,里面是五百塊錢,和他寫的一張字條:“好好學習,別惦記家里。錢不夠就說。”
字寫得潦草,卻充滿情義。
“想啥呢?酒都涼了。”
大哥的聲音把我從回憶里拽了回來。他給我夾了塊臘肉,笑瞇瞇地看著我。那雙曾經能鎮住全村混混的眼睛,如今已經變得溫和,像兩汪深潭,盛滿了歲月的慈祥。
“想大哥的好。”我端起酒杯,敬他,聲音有些哽咽,“大哥,下輩子,我要當大哥。”
他一怔,舉著筷子的手停在半空。隨即,他笑罵道:“這么大年紀了,還矯情。”
可我分明看見,他笑著笑著,眼角就有了濕意。他趕緊低下頭,裝作被酒嗆到,抬手抹了一把臉,再抬頭時,眼睛紅紅的。他什么也沒說,只是仰起脖子,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干了,喉結重重地滾動了一下。
屋外的陽光正好,一切仿佛還是當年的模樣,只是歲月悄悄走過,把那個扛著鋤頭沖向村口的憤怒少年,變成了眼前這個兩鬢斑白、會給我做飯的慈祥老頭。
這一輩子的兄弟,我們做到了。
從那個夕陽下背著我一言不發的后背,到這個酒桌前為我紅了眼眶的笑容,大哥用他獨有的、硬邦邦的方式,教會了我什么叫責任,什么叫家人,什么叫血脈或許可以不相連,但情義能夠比血更濃。
血緣算什么?幾十年的風雨同舟,早把我們的命脈長在了一起,根連著根,筋纏著筋,分不開了。
“哥,”我又給他滿上,琥珀色的液體在杯子里微微晃動,“再喝一杯。”
“喝!”他響亮地應道,聲音有些啞,卻滿是笑意。
杯子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叮當”一聲。那聲音,像極了多年前,在那個暮色四合的村道上,我心里忽然響起的、溫暖而堅定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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