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映亂世 風骨照初心：近代女性的時代肖像

時光有痕，光影留芳。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跨越近代亂世與歲月沉淀，將不同身份、不同命運的中外杰出女性，定格于方寸之間，藏盡她們的風華與沉浮、堅守與悲歌。

1923年，外蒙古最后一位王后格嫩皮勒（Genepil），她身著華貴的蒙古王后盛裝，端坐于椅上，面容沉靜，臉頰上的傳統點狀面妝，是蒙古貴族女性的標志性裝飾，盡顯宮廷禮儀的肅穆感。

格嫩皮勒是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妻子，也是外蒙古名義上的最后一位王后。這張照片拍攝于1923年，正值外蒙古從封建政教合一政權向蘇式體制過渡的動蕩前夜。1938年，在斯大林主導的大清洗中，她被蒙古人民共和國當局處決，成為政治風暴的犧牲品。

這張老照片，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民寧死不屈的精神圖騰，定格了游擊隊戰士成本華赴死前的震撼瞬間。

成本華身著洗得發白的棉布衣褲，腰間皮帶緊扣，雙臂從容交叉在胸前，嘴角噙著一絲輕蔑的笑意。她的眼神平靜，沒有絲毫懼色，仿佛眼前的侵略者不過是塵埃。身后是斑駁的磚墻，身后坐著幾名日軍士兵，他們的囂張與成本華的鎮定形成了刺目的對比。

1938年，安徽和縣淪陷時，成本華率游擊隊頑強抵抗，被俘后面對日軍的威逼利誘，始終堅守氣節、不肯屈服。這張照片是日軍為炫耀暴行而拍攝的，卻意外成就了一個民族英雄的永恒肖像——她的微笑不是妥協，而是對侵略者的無聲蔑視，是用生命詮釋的“中華兒女不可辱”。

抗戰時期，昆明美國領事館庭院里，林徽因身著一襲簡潔的白色旗袍，剪裁貼合身形，開叉處露出的黑色皮鞋與手中的手包相呼應，妝容素凈卻難掩清麗氣質。她微微仰頭，嘴角帶著明快的笑意，目光投向身旁的賓客，姿態從容舒展。

庭院里綠樹成蔭，歐式鐵藝大門與中式建筑的墻面相映成趣，磚鋪的地面上聚集著中外賓客，既有身著淺色西裝的外國友人，也有穿深色長衫、西裝的中國學者，他們或舉杯交談，或側身傾聽，著裝的交織折射出昆明作為戰時大后方，中外文化人士匯聚的獨特風貌。

1934年，容齡（裕德齡）褪去宮廷女官身份后的嫻靜瞬間，她身著一襲旗袍，領口的小立領與耳間的環形耳飾，既保留了中式服飾的溫婉底蘊，又帶著一絲西式審美下的精致。她側身坐在雕花繁復的歐式扶手椅上，懷中抱著一把烏黑的月琴，指尖輕按弦位，目光低垂落在琴面，嘴角噙著柔和笑意，姿態專注而松弛，仿佛正沉浸在弦音流轉的韻律里。

作為早年隨父旅居海外、精通多國語言的女性，容齡1904年入宮成為慈禧的御前女官與外事翻譯，兼具東方修養與國際視野。這張照片拍攝于她離開宮廷多年后，旗袍與月琴的搭配，既彰顯了她對傳統文化的浸潤，也透出歷經歲月沉淀后的平和氣質。

1939年，宋美齡在抗戰時期親自駕駛美國援助救護車，宋美齡坐在救護車駕駛座上，身著工裝襯衫，耳間的耳釘是僅有的裝飾。她手握方向盤，側頭微笑，姿態從容而自信。

1939年正值抗戰相持階段，宋美齡作為中國婦女指導委員會負責人與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積極推動戰時醫療救護體系建設。美國此時向中國援助了一批救護車，她親自駕駛既是為了宣傳國際援華成果，更是為了鼓舞后方婦女投身醫療、后勤等抗戰工作，打破“女性僅能居家”的傳統認知，以實際行動彰顯女性在戰時的重要作用。

這張老照片，定格了裕德齡（容齡公主）離開宮廷后的晚年雅致生活狀態，她身著一襲帶有細膩暗紋的華貴旗袍，面料的光澤感在暖調的泛黃影像中更顯精致。

她站在滿室盛放的鮮花之間，神情柔和低垂，嘴角噙著淺淡笑意，背景里的歐式軟椅與掛畫，既透露出她旅居海外后養成的審美偏好，也彰顯著她優渥的生活格調。

作為早年隨父旅居多國、精通外語的女性，裕德齡曾以御前女官的身份陪伴慈禧，這張照片里的松弛雅致，正是她跳出宮廷身份后，沉淀出的平和氣質。

1921年，倫敦拉德布魯克路117號的畫室里，英國插畫巨匠埃德蒙·杜拉克，側身坐在畫架前。他的目光凝注在半完成的畫布上，右手懸在調色盤上方，姿態里滿是沉浸創作的專注。畫布上，黃蕙蘭的肖像已具雛形：一襲綴滿繁花的旗袍裹著她的身影，眉眼間的溫婉與端坐的本人如出一轍，足見畫家捕捉神韻的功力。

右側扶手椅上，外交官夫人黃蕙蘭正襟危坐，指尖輕搭在膝頭，眼神平和地望向斜前方，既有外交官夫人的從容氣度，又帶著東方女性特有的溫婉沉靜。她的衣著與畫布上的肖像彼此呼應，讓現實與畫中影像在空間里形成奇妙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