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亂世歸心處，黎庶念太平

　　■彭瑤瑤

　　當一捧吳越的泥土被鄭重置入北宋的輿圖，歷史的書寫在這一刻顯得靜默而深沉——沒有金戈鐵馬的轟鳴，沒有城頭變換的旌旗，鏡頭所聚焦的是一位君主在命運關口的深長嘆息，與萬千黎庶在戰火邊緣終于等來的如釋重負。

　　正在央視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年》，為突破國產歷史劇的創作窠臼、回應觀眾的審美期待提供了新的思路。這部鴻篇巨制聚焦五代十國這一動蕩亂世，跳出了帝王爭霸的傳統敘事，將鏡頭對準了非史書核心記載的吳越國末代君主錢弘俶，以其成長與中原政權的更迭變換作為雙重敘事主線，串聯起民生疾苦與亂世紛爭，完成了對人民史觀的深刻詮釋與傳遞。

　　要讀懂《太平年》的創作初心，必然要先讀懂其扎根的歷史土壤。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無序的時期之一。72年間，五朝更迭、十國割據，武將篡權、骨肉相殘的悲劇屢屢上演，“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殘酷法則，讓中原大地戰火紛飛、民不聊生，黎庶百姓深陷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苦難之中，“人即糧秣”的人間慘劇在當時并不罕見。因此，劇集開篇并未急于展現主要人物的王侯氣度，反而以大量筆墨鋪陳了彼時駭人聽聞的慘狀：軍閥混戰、禮崩樂壞。

　　正是在這幅底色沉重的歷史畫卷中，錢弘俶登場。對這位歷史記載中“納土歸宋”的主人公，《太平年》沒有修改其必然結局，而是將其從史書上一個冰冷的名字轉變為一個可感、可近的“人”，一個帶領觀眾進入并理解那個時代的向導。

　　起初，錢弘俶與觀眾共享相似的視角與困惑。他的成長軌跡與觀眾的所見所思緊緊相連，那些通俗、有力的臺詞設計也拉近了他與觀眾的距離。錢弘俶成長初期的臺詞創作，兼顧了歷史厚重感與通俗可讀性。少年時期癡迷于制作魚膾的錢弘俶，天真爛漫，不諳權力紛爭，其臺詞直白質樸，帶著少年人的懵懂與純粹。當他初次目睹中原流民啃食生人肉的慘狀時，一句“他這是在做什么”的質問，既直白地道出了亂世的殘酷，也道出了每一位普通觀眾的震驚和悲憫。跟隨他的視角，觀眾真切地感受到亂世的無情，也能理解他從懵懂少年到仁厚君主的成長與蛻變，為后續“納土歸宋”的抉擇的解讀埋下了情感前提。

　　在還原錢弘俶主要成長軌跡的基礎上，劇集又對他的人生經歷進行了大膽而精細的藝術虛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將他與趙匡胤、柴榮的相遇共處提前了數十年。歷史上，錢弘俶和妻子孫太真與柴趙二人雖處同一時代卻交集甚少，往來多為政治上的臣服與禮節性互動。而在劇中，四位未來的關鍵人物在微時相識，《太平年》虛構了他們于月下對談，暢想“共飲太平年下一杯熱酒”愿景的情節。這段情節雖無史實依據，卻從最淺顯的角度重釋了錢弘俶日后對北宋統一的認同中超越政治計算又基于理想共鳴的深層動因。另一虛構的關鍵之處是“刺殺張彥澤”這一橋段。劇中，錢弘俶目睹殘暴節度使張彥澤叛國屠城、欺辱婦孺的惡行后，憤而于大殿刺殺。這一孤膽英雄式的行為固然是藝術渲染，但他附張彥澤耳旁的話語卻有力塑造了性格中深植的正義感與勇氣：“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冊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萬古不易”。劇集還細致描繪了錢弘俶督辦糧秣甲杖等后勤事務與任臺州知州籌措錢糧的細節——在繁復的軍務與波云詭譎的“先征后量”稅案中，錢弘俶得以與普通軍吏民夫打交道，也逐漸體認戰爭消耗國力、苛稅摧殘民生，“民為邦本”的道理就此生動鮮活地印刻于他的腦海。這些經歷成為他后來踐行仁政、主動“納土歸宋”的重要鋪墊，也讓其仁厚品性與為民初心更加真實可信。虛構的成長經歷賦予了這一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魅力，從養尊處優的王子到懂民生疾苦、悉治亂根源的成熟政治家的一路淬煉，無疑為錢弘俶人生最終的重大決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亦引出了《太平年》的核心主題——對人民史觀的堅守與傳承。它把敘事重心交給黎民安危，將錢弘俶“納土歸宋”這一大義之舉從頗具爭議的政治投降轉變為人民史觀的生動詮釋。且，這一史觀的刻畫不僅是主角們的角色弧光，更植根于一眾人物所思所想，成為亂世中難能可貴的信仰底色。馮道在后晉政權覆滅后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民求取谷麥各三十萬斛、種糧三萬斛，并力爭賜死張彥澤。作為一位歷經多朝的肱股之臣，其出發點絕非官運亨通的個人愿望，也不止于穩固新政的政治籌算，而是落在教導趙匡胤時流露的知曉“天下之不易，民生之不易，亂世存身之不易”的拳拳愛民之心。謀士王樸教導郭威和郭榮之子時論及黃巢起義，并未以“反賊”的尋常目光待之，相反闡明“賊”者殘民以逞、荼毒百姓，指出黃王之師獲“京畿百姓贏糧景從、簞食壺漿以迎之”的事實。

　　至此，《太平年》的深意全然顯露。“飲太平年間一杯熱酒”這句貫穿全劇的臺詞，道盡錢弘俶的畢生執念，更道出亂世之中每一位黎庶百姓的心聲。“太平年”不僅僅指一個時間概念，更象征著重建社會秩序、重事百姓生產、重保生命尊嚴。太平年中，百姓可安居，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孩童能無憂，不必目睹戰火紛飛、親人離散；天下皆一統，黎庶能免于流離失所、朝不保夕。

　　那么便可預見，錢弘俶的“納土歸宋”不是太平執念的終結，而是太平之路的開端。他棄一家一姓之權換吳越國和平歸宋的決定，為北宋統一大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世樹立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的典范。其對太平的執著追求，無關王權富貴與名利得失，是對人民命運的深切悲憫，是對世間安寧的熱切渴望。

　　當然，作為一部歷史劇，《太平年》也面臨這一題材創作永恒的爭議：真實與虛構的邊界究竟何在？

　　《太平年》所給出的答案，是追求一種“戲劇的真實”。對于關鍵歷史節點，《太平年》嚴謹把握，“納土歸宋”這一核心事件及其歷史影響都嚴格遵循客觀史實，而時代背景、典章制度、服飾禮儀等方面也力求考據精詳，以營造可信的歷史氛圍。在此基礎上，劇集對歷史過程與細節進行了大膽虛構，將人物成長經歷和人際關系進行藝術編織，讓他們的動機更豐滿、選擇更可信、情感更動人。例如，劇中對女性人物的塑造亦于真實與虛構間彰顯了女性的光芒——孫太真對錢弘俶的聰慧開導與查案時的勇敢果決、俞大娘子的颯爽英姿與涉險救子的不畏強權，抑或楚國夫人的撫恤流民與不屈氣節……這些女性角色豐富了劇集的敘事層次，她們的命運與選擇也讓“太平年”更加具象化。可見，《太平年》沒有讓虛構解構、歪曲歷史，而是讓虛構為看似已成定論的歷史結局開一道關于人性與情感的罅隙，并通過合理虛構，為宏大敘事之下的個體命運賦予了另一種可能性。

　　如今，癡迷熱度至上、敘事走向套路化已經成為歷史題材劇的創作瓶頸，而《太平年》的出現無疑是一次寶貴的嘗試。其未曾迎合市場的浮躁風氣與噱頭，而是沉下心來，挖掘小國歷史中的人文與溫情，用五代十國這一“非主流”歷史搭架，鑄錢弘俶這一“非主流”人物為骨，以人民史觀為核，將嚴謹歷史與合理虛構交融作墨，繪就了一幅亂世求太平的圖景。

　　至于，劇中令人更能與之共情的核心人物錢弘俶，他的選擇或許讓自己在帝王譜系中失去了位置，但在更廣闊的人民史觀的紀傳里，他是一位真正的守護人——對于生命的敬畏、讓他穿透了權力的迷霧，將“民心”置于“王權”的選擇，也讓人們看見了何為愛民、為民，何為民心所向。英雄豪杰，也不只是那些戴上王冠的勝利者，還包括那些為了“太平”而卸下王冠的“失敗者”。這才是這部劇穿越時空、直抵人心的力量所在。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