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月刊丨中美體系競爭下中國戰略突圍須戰勝三大挑戰

中美體系競爭下的

中國戰略突圍路線圖

編者按

中美體系競爭進入深水區，美國已將與中國的關系從“經濟接觸”轉變為“戰略競爭”。對中國而言，2026—2030年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節點。雖然面臨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內外環境，但中國戰略機會窗口仍在。面對內生結構矛盾和外部嚴峻環境，中國如何實現戰略突圍？由此，中國經濟時報約請在經濟界、科技界、戰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學者，在中美體系競爭的大背景下，闡述中國如何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形成創新生態與人才機制等重要領域的突圍，從而擴大并確立中國在全球科技和標準體系的話語權。

孫學工

■榮晨 孫學工

當前，中美體系競爭日益深化。2026—2030年將成為我國打破外部遏制、實現戰略突圍的關鍵窗口，必須高度重視“脫鉤斷鏈”升級風險、內部發展失衡風險、制度創新滯后風險。這三大風險相互交織，外部壓力加劇內部矛盾，內部增長乏力放大外部沖擊，而制度創新滯后則直接影響風險應對效能，一旦形成共振，可能引發影響發展全局的復合型危機。

因此，必須以底線思維定盤、以系統觀念謀局，著力對沖外部風險、優化內部結構、強化制度支撐、協同風險防控，構建相互銜接、一體聯動的應對體系，動態提升我國發展的韌性、活力與主動權。

圖片來源/ 新華社

“脫鉤斷鏈”升級的挑戰

美國對我“脫鉤斷鏈”呈現升級態勢，從貿易摩擦向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及規則排斥等全方位延伸，以“小院高墻”“去風險化”等策略，構建排擠我國的技術體系和產業生態。

（一）美國兩黨對我技術封鎖戰略目標一致但戰術有差異

拜登時期（2021—2025年）對我技術封鎖具有精準化、聯盟化、長臂化、價值觀化特點。精準打擊，以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為目標，構筑“小院高墻”；協調盟友，依托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多邊機制，推動盟友協同圍堵；長臂管轄，擴大“實體清單”與“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域外效力，脅迫第三方斷供；價值觀包裝，將技術競爭塑造為“民主對威權”的敘事，以道德外衣爭取輿論支持。

特朗普時期（2017—2021年及2025年以來）則凸顯單邊主義、極限施壓、交易思維、議題聯動。單邊施壓，以高關稅捆綁經貿與科技問題實施寬泛打擊；政府對抗，通過行政令與立法將科技安全全面國家安全化；側重交易，政策服務于短期交易，強調“美國優先”；議題聯動，將技術問題與經貿、金融、人權等議題掛鉤進行“混合威懾”。拜登側重長期化、體系化的盟友網絡構建，追求可持續壓制；特朗普更依賴單邊高壓與短期博弈，政策擺動大、不確定性強。盡管手段不同，兩黨在遏制我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目標上高度一致。

展望未來五年，美國可能進一步擴大技術封鎖范圍，向上游延伸至EDA軟件、核心IP，向下游覆蓋高端應用市場；并在新興技術標準制訂中提前“排華”，試圖系統性削弱我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話語權與產業鏈地位。

（二）美對我交替使用“卡脖子”“鎖利潤”“控生態”等手段

美國對我科技競爭是戰略遏制與商業利益交織的復雜博弈，其策略呈現“限制”與“放開”交叉使用特征，主要體現為三類精準化操作。

“卡脖子”式限制。在能夠直接制約我國尖端技術發展的關鍵領域實施嚴格封鎖，例如禁止向我國出口最先進的EUV光刻機及A100、H100等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

“鎖利潤”式放開。在保持明顯技術代差且具備顯著商業利益的領域，采取選擇性放寬管制。例如允許英偉達向我國市場銷售性能受限的H200等AI芯片，一方面使美國企業維持在我國市場的收入與持續研發能力，另一方面通過性能管控，限制我國產業獲取頂尖算力，迫使我國長期停留在應用層和中低端技術環節。

“控生態”式打擊。通過將我國企業排除出其主導的技術生態系統如谷歌移動服務GMS、關鍵開源社區等，削弱我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迫使其承擔高昂的獨立生態建設成本。這種“收放結合”的動態策略，本質上是美國在最大化遏制我國技術進步與最小化本國企業損失之間尋求平衡，是一種長期維持其技術霸權與全球供應鏈主導地位的“精準商業打擊”。

（三）美通過供應鏈重組、資源替代削弱我反制能力

當前，美國著力推進以“去風險化”為名的戰略調整，其核心目標是系統降低對我依賴，特別是在關鍵礦產和原材料等戰略性領域削弱我國的影響力。美國加強本土戰略儲備與循環利用技術研發，從結構上降低對我國稀土的依賴，使我方資源優勢的杠桿效應逐步減弱。與此同時，美國大力推動“友岸外包”與“近岸外包”，引導制造業產能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被視為“低風險”的經濟體遷移，以削弱我國經濟與全球價值鏈之間的關聯。

內部結構失衡的挑戰

我國經濟總量持續增長，但結構性矛盾也日益凸顯，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均、新舊動能轉換不暢、宏觀債務高企及人口結構變遷四重壓力相互交織。

（一）分配結構失衡導致供需不匹配和消費不足

分配結構失衡的負面影響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導致消費不足。作為消費主力的中低收入群體受限于收入水平，消費能力難以釋放。二是加劇供需錯配。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不足，導致部分中低端消費品產能過剩，而一些高端消費需求外流嚴重。

（二）新興動能與傳統動能轉換仍存挑戰

傳統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綜合成本上升、環保約束增強及全球價值鏈地位亟待突破等多重挑戰，以往依賴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特別是房地產業正處于周期性下行與結構性調整疊加階段，其對地方財政的貢獻以及對關聯行業和金融穩定的影響均發生深刻變化。此外，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未來產業雖具備長期潛力，但仍面臨技術迭代快速、國際競爭加劇、產業鏈關鍵環節薄弱以及潛在重復建設等風險，其產業成熟度和市場競爭力仍需較長時間培育。

（三）宏觀杠桿率持續高企成經濟穩健運行隱患

受多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宏觀杠桿率持續處于高位。企業部門債務壓力依然顯著，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仍需高度重視，居民部門杠桿率仍處高位。這些均持續抑制消費能力與信心恢復。

（四）人口結構變化是制約長期發展的深層壓力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正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轉變，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老齡化進程加速、勞動力規模縮減與區域分布失衡等多重挑戰交織疊加，對“十五五”時期及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構成系統性壓力。

制度創新相對滯后的挑戰

我國需要在社會保障、財稅體制、科技創新等領域加大改革與創新力度，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與發展階段的現實需求，如果改革滯后將影響長期增長的內生動能，也弱化風險應對能力。

（一）社會保障制度需進一步提升保障水平

我國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做到全民覆蓋。但保障水平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這對促進消費和社會穩定都有重要意義。首先，需要縮小不同人群的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差距，特別要顯著提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水平，此外要提高制度與靈活就業等新形態的適配度。其次，醫療保險制度保障水平有待提升，需切實解決大病患者負擔重等問題，要加強醫保與醫療、醫藥體系協同，提升保障效能。再次，適應人口形勢變化生育支持政策應加力。最后，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覆蓋需擴面。救助標準偏低、范圍有限、精準度不高，城鄉之間不平衡；福利制度多聚焦特殊群體，普惠性不足，難以滿足群眾多層次、多樣化需求。

（二）財稅體制改革緊迫性上升

地方財政體制有待完善。隨著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雖有所降低，但收入收縮的影響仍在持續。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14.7%，連續4年下降，較2021年下降超過50%。地方稅體系亟待建立，缺乏穩定主體稅種制約地方公共服務能力與治理自主性。產業支持政策精準度不足。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為例，雖力度空前，但政策紅利更多被大型企業獲取，廣大中小企業受制于核算門檻與合規成本，實際受惠面有限。

（三）創新等領域相關制度仍存短板

科技創新體系效能有待提升。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在30%左右，顯著低于發達國家60%以上的水平。科研經費管理“重投入、輕產出”，人才評價“唯論文、唯職稱”現象依然突出，盡管研發投入已超3萬億元，但因知識產權收益分配機制不合理，影響了創新積極性。市場準入與公平競爭環境需優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仍需加大。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亟待深化。

加快構建“四位一體”應對體系

堅持系統觀念、底線思維、精準施策，構建育動能、強保障防風險的一體應對體系，著力筑牢外部防線、破解內部矛盾、提高支撐能力、強化機制建設。

（一）自主多元反制并舉，筑牢外部安全防線

聚焦外部“脫鉤斷鏈”風險，構建以自主可控為核心、多元合作為路徑、反制威懾為支撐的戰略布局。攻堅核心技術，集中資源突破芯片、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領域，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聚焦成熟制程芯片國產替代，力爭2030年芯片產業整體國產化率顯著提升，關鍵領域自給率達到行業預期水平。多元布局產業鏈，深化“一帶一路”合作，鼓勵企業以“中國+N”模式建立海外基地；優化國內京津冀、長三角等重點區域產業集群。掌控戰略資源，加快稀土產業整合與升級，完善戰略儲備與出口調控，拓展海外資源供應。實施精準反制，重點打擊美國對我依賴度高的行業和企業，如農業、半導體設備、航空航天等領域；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協調配合，形成反制合力。

（二）統籌推進結構調整，培育動能增強韌性

針對內部失衡風險，聚焦四大結構實施系統性調整。優化收入分配，通過稅收調節、健全工資增長與社保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力爭2030年其占比超50%、居民消費率達55%以上。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大力支持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綠色升級，力爭203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30%，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覆蓋率達到80%以上。化解債務風險，嚴控并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重點防范房地產、地方國企等領域風險，優化宏觀杠桿率結構。改善人口結構，加大生育支持，發展托育服務，力爭2030年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超20%，實施延遲退休，加強教育培訓與人口流動引導。

（三）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強化戰略支撐能力

聚焦制度短板，推進關鍵領域系統性創新。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研究推進財產稅等調節性稅種，健全地方稅體系，提升財政政策協同效能。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有序放寬準入限制、破除行業壟斷，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穩妥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提升醫保報銷比例與服務效率，完善養老、托育等公共服務網絡。完善科技創新制度體系，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優化科研項目管理與人才評價機制，加強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積極構建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

（四）構建風險防控機制，提升系統應對能力

針對風險交織疊加，構建跨領域動態防控機制。體系化監測預警，整合多部門資源，構建覆蓋經濟、金融、社會、科技等領域的風險指標系統，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實時監測與預警能力，建立統一高效的信息共享平臺。協同化研判處置，完善跨部門風險研判與會商機制，形成風險識別、評估、處置的閉環管理，健全重大風險應急響應體系，強化事后評估與動態優化。實戰化底線預案，針對各類極端情景制定分層分類應對預案，加強常態化應急演練，統籌戰略物資儲備與關鍵技術資源保障能力。多元化國際合作，堅持多邊主義，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務實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重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榮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孫學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咨詢部主任、研究員）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