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月刊丨王勇：中美體系競爭下中國應擴大全球規則塑造的話語權

中美體系競爭下的

中國戰略突圍路線圖

編者按

中美體系競爭進入深水區，美國已將與中國的關系從“經濟接觸”轉變為“戰略競爭”。對中國而言，2026—2030年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節點。雖然面臨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內外環境，但中國戰略機會窗口仍在。面對內生結構矛盾和外部嚴峻環境，中國如何實現戰略突圍？由此，中國經濟時報約請在經濟界、科技界、戰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學者，在中美體系競爭的大背景下，闡述中國如何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形成創新生態與人才機制等重要領域的突圍，從而擴大并確立中國在全球科技和標準體系的話語權。

王勇

■王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亦經歷著深刻重構，其內在邏輯從單純技術指標的比拼已經快速演進為“技術”與“制度”雙維的系統性博弈。在科技競爭的大國博弈中，規則話語權成為各國爭奪的戰略制高點。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入發展，數字經濟、綠色低碳及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呈現爆發式增長，不僅重塑了生產方式，更在深層次上催生全球治理規則的重構。這些前沿領域往往處于規則“真空期”，誰率先制定標準與規則，誰便能占據技術研發與產業升級的全球制高點，贏得戰略主動權。

在全球科技競爭中，雖然我國在諸多關鍵技術領域已實現從“跟跑”向“并跑”甚至“領跑”的跨越，科技硬實力顯著增強，但是與之相匹配的國際規則話語權卻嚴重滯后，這種“硬實力提升”卻“軟話語不足”的結構性失衡的矛盾導致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經常受制于西方主導的既有標準體系，嚴重制約我國在全球競爭中的主動權與戰略回旋空間。如何破解這一瓶頸難題，已成為我國亟待回答與解決的時代命題與當務之急。

圖片來源/ 新華社

全球科技標準與治理的新戰場：格局與挑戰

（一）當前美國及其盟友在規則制定中占據主導地位

美國及其盟友憑借長期技術優勢與體系化運作，在國際規則制訂中占據主導地位。它們通過歷史建制長期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信聯盟（ITU）等關鍵機構中擔任要職，掌控國際話語權，形成體系化的隱性控制。此外，它們還以“價值觀聯盟”推動規則的武器化，近年來形成從多邊平臺轉向拉幫結派地構建“小圈子”的趨勢，例如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芯片四方聯盟”等機制，將技術標準、出口管制與政治議題綁定，意圖構建排他性體系。在此基礎上，一些發達國家形成了“標準—產業—市場”的閉環優勢，主導國際標準為其技術和產品掃清全球市場障礙，并催生更先進的產業生態，鞏固后的產業與技術實力又反過來支撐其在下一代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

（二）中國的制度話語權短板與提升緊迫性

中國在科技領域正面臨“技術突破、規則被動”的突出窘境，核心短板在于制度性話語權的系統性不足。盡管中國在5G、高鐵等領域實現技術領跑，但由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占比仍然偏低，導致我國企業與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與被動局面。

外部壓力體現為嚴峻的“規則圍堵”，美西方利用其先發制定的治理標準，對中國企業進行系統性限制。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企業出海常面臨依據歐盟《人工智能法案》等境外法律的算法審計與數據本地化要求，這類“合規性遏制”迫使企業調整其技術架構、承擔巨額成本，使原本領先的技術因規則不適配而喪失國際市場的主動發展權。

提升規則話語權具有空前戰略緊迫性。規則話語權是技術成果全球化、產業鏈向高端攀升的核心保障。缺乏規則話語權，則中國技術優勢將難以持續，“增值而不主導”的風險增大。當前，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完整的產業體系、超大市場規模和人才優勢，為將產業實力與科技實力轉化為國際標準優勢提供了巨大的歷史機遇，但是關鍵在于必須將規則塑造提升到與核心技術攻關同等的戰略高度，這才能最終決定技術突圍成果能否轉化為國家的持久競爭優勢。

中國在制度競爭中的戰略路徑：內外協同突破

我國應充分發揮自身綜合比較優勢，通過內外聯動、雙向促進，盡快扭轉在國際科技與標準體系中的話語權嚴重滯后的被動局面，加速構建與我國科技產業的實力及需求相匹配的國際性制度話語權體系。

（一）國內層面：以制度創新為根基，打造可推廣的“中國實踐”

作為科技大國、產業強國、貿易強國，中國有條件有實力通過持續提升自身的制度創新能力在實踐中形成科學、透明、可操作的全國統一的技術標準與規則，進而將成熟有效的國內制度有效推廣轉升為國際性規則，將那些本就引領世界的科技與產業的雙重“中國實踐”打造鑄就成中國的實質性國際話語權。

試點先行是制度創新的重要方式。對于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科技創新示范區等應同時承擔“國際制度試驗田”的功能。例如在數據治理領域，可探索數據分類分級管理與跨境流動“白名單”機制；在綠色低碳領域，試點新能源汽車碳足跡核算、光伏產品全生命周期環保標準，等等；在海南島、香港、上海浦東等旨在進行國際化制度實驗的行政地區，要更加注重在知識產權保護與標準制定的機制銜接。然后及時總結提煉這些試點經驗，轉化為可復制推廣的國際制度規范。

建立統一協調的國內標準體系是增強制度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需增強國內各地區各系統間的協同性，尤其是針對當前部分領域標準分散、產學研用脫節等問題，要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及團體標準的協同發展，形成覆蓋從技術創新到市場應用的全鏈條標準生態；另一方面需增強國內體系與國際體系的協調性，鼓勵支持行業協會組織國內機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交流，學習國際經驗，架構國內制度與國際體系之間的橋梁，不斷提升將“中國規則”轉升為國際制度話語權的能力。

（二）國際層面：積極參與構建全球規則體系，增強規則制定影響力

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地融入并影響全球規則體系，推動將技術領先和產業優勢轉化為規則主導權。必須意識到構建國際規則話語權是一項需要將科技實力、產業水平、制度理念與傳播效能同時進行有效整合的系統工程。

在現有國際技術標準組織的參與方面，應高度重視ISO、IEC、ITU等規則博弈的關鍵國際平臺，著力培養成批次的兼具技術專長與國際溝通能力的專家進入這些組織的決策層及技術委員會，在5G、人工智能倫理、量子通信、半導體等前沿領域，力爭主導或至少深度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制定。

在與發達國家交流合作方面，應充分利用我國超大市場規模與部分領域的技術優勢，求同存異，積極尋求與各發達國家共同利益點，開展務實的技術合作并擴大市場開放，化解少數發達國家對中國惡意打壓的企圖。同時，中國需積極構建更具包容性與多元化的話語傳播機制，以國際社會易于接受的話語方式，闡明“技術中立、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規則理念。

在與發展中國家交流合作方面，應充分利用好全球南方的國際組織，發揮“一帶一路”優勢，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同步推進“技術輸出”與“標準輸出”。一方面，在跨國基礎設施建設中將中國高鐵、光伏、特高壓等技術優勢轉化為標準優勢。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等優勢產業的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也應同步推進中國在這些產業相關技術標準的國際化，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則，推動形成更加均衡包容的規則體系。

（三）全球治理層面：推動多元協同，貢獻中國方案

面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刻調整，中國應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積極參與并推動形成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促使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制度主張轉化為廣泛國際共識。

在科技治理領域，針對技術霸權與陣營分割風險，中國應倡導建立“開放、公平、包容”的科技合作規則，反對將技術標準政治化、科技合作意識形態化。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主動搭建國際合作平臺，推動形成技術倫理與風險治理的共同框架。

在數字治理方面，面對規則碎片化挑戰，中國可繼續以《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為基礎，推動構建兼顧安全與發展的國際數字治理框架，細化數據主權、跨境數據流動、平臺責任等議題的務實解決方案。同時積極協助發展中國家加強數字能力建設，推動全球數字規則更加均衡包容。

在綠色治理領域，中國應圍繞碳中和目標深入參與碳核算、綠色技術認證、可持續金融分類等國際規則制定，使發展中國家的轉型需求得到充分體現。針對某些國家借綠色標準設立貿易壁壘的傾向，中國可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提出符合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制度方案，反對綠色保護主義，并推廣中國在新能源、節能降碳等領域的可行標準與實施經驗。

政策建議：構建規則話語權提升的保障體系

（一）強化標準化組織參與保障

首先，加大財政支持，完善激勵機制。對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企業、機構給予資金補貼與政策傾斜，重點支持5G、人工智能、綠色低碳等前沿領域的標準研制與國際參與，降低市場主體參與國際規則博弈的成本；將國際標準制定等成果納入高校、科研機構及企業的績效考核體系，激發各方動力。其次，實施國際組織人才專項計劃。定向培養兼具技術功底、法律素養、外語能力與國際溝通經驗的復合型標準人才，建立專家儲備庫，常態化向ISO、IEC、ITU等核心國際組織推送關鍵崗位人選，提升議程設置能力與表決國際影響力。最后，建立國內標準對標與升級機制。統籌開展重點產業國內標準與國際主流標準的比對評估，加快國內先進標準向國際標準轉化的前置準備，消除內外標準銜接障礙。

（二）加快制度型平臺建設

搭建國際交流平臺，定期舉辦全球科技治理、數字規則、綠色標準等高規格論壇與研討會，打造常態化中外規則對話機制，推動標準互認、監管互信與經驗互鑒。建設標準轉化平臺，打通“技術創新—標準研制—產業應用—國際推廣”全鏈條，建立國家級標準轉化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標準翻譯、合規認證、國際提案輔導等一站式服務。構建國內制度創新聯動平臺，加強企業界、科學界、政策界的溝通聯動，建立試點經驗匯總、提煉、推廣的統一工作機制，形成可對外輸出的系統性“中國制度樣板”。

（三）創新國際合作機制

深化多邊合作，依托金磚國家、上合組織、G20、聯合國相關框架等多邊平臺，聯合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發起科技治理、數字治理、綠色治理規則倡議，推動形成多元包容的全球規則體系、反對意識形態化與冷戰思維、反對陣營化。拓展雙邊合作，與發展中國家開展規則培訓、技術幫扶、標準共建等定向合作，將標準援助納入對外援助與“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以務實合作培育中國規則的國際認同基礎。建立標準輸出與產業出海協同機制，將高鐵、光伏、新能源等優勢產業的海外布局與標準認證、體系對接同步規劃，實現“項目落地、標準落地、規則落地”一體化。

制度競爭是技術突圍的“隱形戰線”

技術硬實力與制度軟規則的雙重博弈是全球科技競爭的主軸，而制度競爭同時還是我國實現技術突圍的“隱形戰線”。制度優勢雖不直接產出芯片或算法，卻從根本上決定了技術研發的方向、成果轉化的路徑以及利益分配的格局。技術優勢若無法轉化為制度優勢，則極易被鎖定在既定體系的價值鏈下游，陷入“增值而不主導”的泥沼。因此，科技突圍必須在持續實現技術突破的同時，盡快加大在制度和規則創新方面的投入，將產業規模與市場優勢的硬實力有效及時地轉化為國際規則制定的軟實力，積極深度參與并塑造全球規則體系，以大國的責任擔當共同倡導開放包容、公平普惠的國際治理新秩序。唯有首先在戰略上將規則塑造至少提升至與核心科技攻關同等的重視程度，才有可能推動科技硬實力與制度軟實力的同步提升與相互促進，才能創造出更有利的條件讓中國在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中成長為未來全球科技與產業的關鍵定義者與引領者。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