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李銀橋找到蕭勁光：這是主席生前寫給你的信

1976年10月15日拂曉，北京西郊的空中帶著涼意。蕭勁光被門鈴驚醒，開門便見李銀橋。老衛士雙手捧著兩本磨出的卷邊書和一只牛皮信封，低聲說：“這是主席托付給您的。”話音落下，院子里只余寒風。蕭勁光握著那封信，心口一緊，往事瞬間涌上心頭。

第一次與毛澤東深談，是在1931年瑞金的夜里。那天清晨，他熬紅了眼寫完《關于紅軍建設與管理決議》草案，信心滿滿匯報，卻因言辭過滿忘了喝水。毛澤東遞來茶盞，“慢慢說，不急。”一句輕聲提醒，讓他意識到年輕人易沖動的毛病，也讓他記住了那雙洞悉人心的眼睛。

當年紅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后需要整編，誰來當政委成了軍委難題。毛澤東在燈下沉吟許久，將名單推開：“還是蕭勁光合適。”就這樣，這位剛當上紅校校長的“學生味”軍人被派去“收拾爛攤子”。他跑去討教，毛澤東語速很慢：“干部用得其所，一支雜牌也能變鐵軍。”蕭勁光照方抓藥，先辦學習班、再混編官兵、最后果斷清人，不到一月，新生的紅五軍團站穩腳跟。

1949年秋風勁吹，華南戰場炮聲未歇，衡陽前線忽來急電：毛主席召見。蕭勁光趕到北平，還沒坐熱炕頭，就聽到一個似笑非笑的任命——海軍司令員。“我可不會游泳，還暈船。”他如實交底。毛澤東抬手比劃：“旱鴨子更容易想新招，別推，非你莫屬。”一句話，把他推到從零起步的深海。

那時的中國海疆，軍艦成色雜亂，連艦名都靠粉筆寫在舷側。有次到威海衛考察，他搭漁民的小舢板登劉公島。老漁翁問：“司令還借船？”羞窘之外，是決心。回到北京，他兩手空空向中央要地皮、要經費。毛澤東聽完，問了句：“你們才九百號人？房子可以自己蓋。”批條子，給足底氣。

1951年春，江南造船廠把首艘小艇推下黃浦江，歪了；補上六噸壓艙鐵，才算直起腰。蕭勁光笑著說：“小歸小，總比沒有強。”青島迅速跟進，第二艘小艇首航成功。毛澤東遠在中南海聽匯報時，提筆寫下“向海進軍”四個大字，寄望深沉。

1957年八一前夕，中央在青島開會。海面上幾十艘銀灰色艦艇列陣，第一次海上閱兵指日可待。毛澤東把蕭勁光叫到住處，先問艦炮口徑，又問雷達波段，末了突然笑道：“中午去你那蹭飯。”沒等主人推辭，警衛員已送來一盆熱氣騰騰的紅燒肉。寒舍一轉身，竟成主席的私宴。

席間，毛澤東忽然提到延安的舊事：“那兩本書，《戰役問題》《戰斗條令》，還記得吧？”蕭勁光愣住，趕緊答：“早就當作送給您了。”毛澤東擺手，“不，借的。”話鋒一轉，他又問：“戰役指導要抓什么？”“全局判斷。”蕭勁光脫口而出。主席輕輕點頭，沒再多說。

眼前的書封已被歲月磨亮。蕭勁光拆開信紙，毛澤東娟秀的大字撲面而來：我親愛的老朋友蕭勁光，身體日差，常憶延安夜話，欠你兩書，今悉數歸還，勿嫌遲也。撫信而讀，字字如晤。

屋檐滴水聲中，蕭勁光翻開書頁，夾著主席親手寫的批注：關于戰役決心、關于防御中的進攻、關于兵員與火力的平衡……黑色鉛筆痕早已暈開，卻仍能辨出思考軌跡。他觸到那行筆跡——“人不在書在，情在書亦在”——手不自覺地顫了。那一夜，他坐在燈下，直到東方泛白，才輕輕合上書，將信收入內袋。

此后數年，蕭勁光再無刻意提及此事。海軍后院新樓落成，他在辦公桌上支起一只小木架，把那兩本舊書豎在最顯眼的位置。每回有青年軍官進來匯報，他都會指著書脊說：“海軍是晚生，卻要有古田會議的靈魂，也要有遠洋的胸懷。別忘了起步時連船都要去借。”

1979年深冬，他去大連艦艇學院檢查工作。晚飯后，他來到圖書館，將《戰役問題》的影印本遞給學員：“多看經典，別嫌它老。”說完握拳輕敲桌面，“條令活在腦子里，別只躺在紙上。”當年的少年，如今白發蒼蒼，卻仍舊嗓門洪亮。

回京后，蕭勁光把信紙重新裝裱。玻璃框后，只見兩行字愈加分明：借書之情，莫負。外人不知，他卻清楚，自己一生三次被“趕鴨子上架”，每一次都與那位老人有關。書已歸，信已收，友誼在。

多年以前，毛澤東說過一句似玩笑的話：“海軍司令要是暈船才對味。”當海軍艦隊揚帆深藍的那一刻，這句話仍在甲板上傳遞。人們不知道的是，那個曾經暈得臉色慘白的老將軍，總在夜里摸著欄桿，看海風卷浪，卻絕不再眩暈。他把牽掛與信念，都系在那兩本舊書里，也系在大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