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厚民為毛主席拍照12年，留下了數千張照片，其中這一張最為經典

1978年9月9日清晨，北京的天剛泛亮。長安街上車聲稀疏，一位身材不高、步履穩健的老人默默走向毛主席紀念堂。他叫呂厚民。距離毛主席逝世已經整整兩年，他仍舊堅持在這一天前來肅立。站在水晶棺前，他的目光像一臺久經沙場的鏡頭，沉靜而專注。許多人并不知道，在此前長達十二年的歲月里，這雙眼睛曾經貼著取景框，為毛主席留下過上萬次快門聲。

呂厚民的相機與共和國幾乎同歲。1949年11月，北京電影制片廠剛掛牌，他就跟著北上的火車到了這座古老又年輕的城市。那時他二十一歲，身上只有一只簡單的手提箱，卻揣著無比純粹的好奇：如何讓光留住歷史？三個月后，一紙調令把他送進中南海警衛局。從此，綠樹掩映的靜謐小院成了他的“暗房”，鏡頭對準的是國家領袖的每一次抬手、每一聲微笑。

第一次貼身拍攝毛主席，是一九五〇年初春的午后。主席正在豐澤園散步，夾克隨意敞開，手里仍握著剛批完的文件。呂厚民端著相機，小心翼翼地縮短距離。還沒按下快門，毛主席已察覺到他的慌張，回頭笑問：“小同志，怕什么？拍吧。”快門“咔嚓”一響，少年攝影師心頭的大石落了地，也由此明白了：真實，是鏡頭里最貴的光。

技術之外，敏感的直覺更重要。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會議閉幕。代表們陸續退場，場內嘈雜而熱烈。呂厚民發現周總理握著文件，正快步走向主席案前。兩位戰友在燈下相視而笑，一人遞文件，一人俯身傾聽，動作隨意卻默契十足。他沒有多想，迅速找好角度，快門再次響起。之后的底片被定名為《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一起》。這張照片后來放大懸掛在無數機關、學校，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經典。呂厚民常說：“那一瞬，像時代對我眨了下眼。”

拍攝領袖，不只是按快門那么簡單。毛主席習慣隨機行事，不愛擺拍，甚至反對工作人員久待身邊。他常提醒大家：“出去走走，多接地氣。”于是，呂厚民的足跡遍布鄉村、礦山、工地，也踏上了朝鮮戰場的廢墟。1958年，他在咸興的沙里院大街，爬上吉普車頂，用廣角鏡頭記錄朝鮮民眾高舉花束歡送志愿軍的激動場面。《歡送志愿軍歸國》由此誕生。次年，這幅作品先后獲柏林、莫斯科國際攝影賽大獎。五年后，古巴邀請他辦展，成為建國后首位因攝影成就受邀出訪的中國記者。

毛主席對這位小個子攝影師向來關注。1963年初，主席在杭州聽到呂厚民獲獎的消息，微笑著對汪東興說：“小呂能耐不小嘛，難得短小精悍。”一句玩笑，在中南海口耳相傳，反成了呂厚民的新“雅號”。那年春天，主席忙于會客。一次談話間隙，呂厚民鼓起勇氣：“主席，可否讓我拍幾張您寫字、批閱文件的照片？”主席沉吟片刻，爽快答復：“改天擺一次姿勢給你。”幾天后，他特意在杭州柳浪聞鶯客座套房內落座，提筆寫唐詩，又隨手翻閱報紙。呂厚民按動快門，燈光一閃，留下主席少有的辦公剪影。那組膠片，后來在國家檔案館被列為一級文物。

攝影師的靈感并未停止。1959年夏，廬山會議間隙，毛主席總習慣在大禮堂前踱步思考。呂厚民注意到墻面空曠，他設法借來一幅兩米見方的世界地圖，趁夜掛好。翌晨主席進門，被色彩斑斕的地圖吸引，駐足良久。機會再度降臨，快門落下，鏡頭里是老人寬厚的背影與遼闊世界的交匯。這一張，后來廣為流傳，外界卻鮮有人知幕后的小巧思。

然而，榮光并不總與安穩相伴。六十年代中期，社會局勢激蕩，呂厚民一家被下放江蘇農村。貧病交加，生活的重壓讓他一度絕望。1968年秋，他留下“毛主席萬歲”的字條后喝下農藥，幸被鄰居及時發現救回。康復后，他鼓足勇氣寫信給中央辦公廳。不出三日，毛主席批示：予以關照，恢復工作。有人問他為何不改行，他搖頭：“舉起相機這一刻就知道，這輩子只有這一件事值得拼命。”

1976年9月，重返北京的呂厚民本想去醫院探望重病中的主席，卻因管制錯過最后機會。國歌聲里，靈車緩緩駛過長安街，他在人群中舉起相機，卻遲遲按不下快門——淚水模糊了鏡頭。從那以后，每到9月9日、12月26日，無論多遠，他必踏上去紀念堂的路。他說：“相機再好，也照不回當年的背影，但得去看看。”

改革開放后，呂厚民把倉庫里的底片一卷卷整理。他挑出三百余幅，先后在北京、廣州、哈爾濱、紐約、悉尼等地辦展。留言冊上一行字頗讓他動容：“照片里有我們的青春，也有老一輩的信仰。”他哈哈大笑，卻轉過身悄悄抹了把眼淚。

有意思的是，他生前最珍視的并非手中那些獲獎證書，而是一張1957年毛主席親筆為他寫的“呂厚民同志”名片。白底黑字，八個大字，遒勁透紙。當年離開警衛局，他把它夾在相冊首頁，走到哪里帶到哪里。朋友打趣：“就這么一張紙，至于像護身符似的？”他答：“這是毛主席對我拍照的肯定，也是對我的提醒——拍給歷史看，要對得起鏡頭。”

2015年3月9日，呂厚民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整理遺物的人發現，他最后一次按快門，是在雪后的天安門廣場。那張照片底部寫著三個字：“還是它。”沒有署名，沒有日期。膠片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靜靜矗立，天空純凈得像是1950年的春天。那個春天，呂厚民背著折疊相機，第一次走進中南海；那個春天，他的人生和共和國歷史接上了同一根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