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楊成武特地來到江西，尋找恩師和首長張赤男墓，結果如何

1950年12月10日，夜宿吉安小站，北風卷著煤煙往車廂里鉆。車窗外黑得發亮，剛從廣州執行任務返京的楊成武卻毫無睡意。他忽然對隨行參謀說了句：“明天拐去章水，我要找個人。”參謀愣住，楊成武補了一句，“找張赤男的墓。”這位上將胸口的那塊紅星，在暗淡的燈泡下閃了兩下，然后歸于沉寂。

二十年前的正月初十，大余新城的稻田已結冰渣。紅十一師正面強攻，火力被兩口魚塘夾住，寸步難行。政委張赤男發現前沿陣地上一個小通信員突然暴露，他騰地站起，大喊：“臥倒！”話音未落，一顆子彈穿過頭盔，他后仰倒地，只剩26年青春。楊成武和王良扶著他時，能感覺到生命像山間霧氣一樣散開。戰后，楊成武親自立碑，“張赤男烈士之墓”七個字刻得不甚工整，卻深深嵌進許多戰士的心里。

再往前推三年，1927年的閩西長汀。省立第七中學一間張家祠堂，昏黃油燈下，青年教員張赤男正在講軍閥割據和北伐勝利的意義。楊成武坐在最后一排，聽得腦門發燙。課后張赤男遞給他一本《新青年》，說得干脆：“書上寫的，不止是道理，更是路。”那一年，楊成武16歲，張赤男24歲，鄉音相近，一來二去便生出信任，后來干脆睡在同一張硬木板床上，商量“怎么去鬧革命”。

1929年元月夜，古城的民團槍械堆在團部。張赤男聯合地下黨把團長劉明輝支走，又讓其回部隊下令“放假”——典型的“借刀殺人”。子夜時分，楊成武帶著幾十名農會會員順手牽槍，一共二十多條。槍一到手，第二天就燒田契、開倉分糧。此舉把郭鳳鳴氣得直跺腳，卻又奈何不了游擊隊一頭扎進深山。沒幾周，毛澤東、朱德長驅直入汀江，兩條戰線勝利會師，張赤男的“農民槍”升級成紅軍編制，楊成武從“學生娃”變成政治指導員。

閩西歲月極苦，也極練兵。烏江夜渡，一聲槍響差點點燃整個縱隊的“謠風”。蕭克后來回憶：幸虧有張赤男穩在陣前，才沒讓隊伍崩散。文家市突圍、吉安夜追、龍岡合圍……從1929到1931，紅三縱——后來的紅十二師——像是一把越磨越亮的鋼刀，而張赤男就是那位日日打磨的師政治委員。沒抽過一支煙，沒喝過一口酒，連雙草鞋都是自己搓的。戰士們常說：“張政委的鞋底比我們的臉都干凈。”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連軸轉，張赤男更多時候在最危險的缺口。龍岡戰斗，全殲張輝瓚十八師；富田伏擊，俘副師長王慶龍；黃陂突擊，子彈和迫擊炮彈像雨點，他卻徑直沖鋒。有人問他怕不怕，他笑答：“怕？怕浪費子彈。”這句半玩笑的話如今聽來，仍透著那股閩西漢子耿直。

然而在大余，新城前沿那道清晰的槍聲戛然而止了全部傳奇。楊成武和戰友流著淚，把帶血的黃土一鍬一鍬拍實，豎起那塊粗糙石碑。隨后，部隊急行軍向贛南轉移，誰都沒料到，這塊碑會在炮火與風雨中漸漸歸于泥土。

1949年后，天翻地覆。可是楊成武一直記得那晚的吶喊。于是1950年12月，吉安改道。第二天，章水兩岸已是綠樹成蔭，小丘連綿。曾經的荒涼丘壑被村舍和茶園取代，舊道也換成水泥路。楊成武循著模糊記憶走遍七八里地，問了三四位老農。一位白發老者搖頭嘆氣：“石碑？三八年打仗，石頭都被炸得老高嘍。”楊成武默默點頭，沒有再追問。

傍晚，夕陽貼著水面。楊成武停在一棵老樟樹下，摸出軍帽里那張折得油亮的小照片——張赤男身著灰布舊軍裝，神情堅毅。風一吹，照片邊角輕微翻起，像是要說話。隨行參謀低聲問：“首長，要繼續找嗎？”楊成武把照片折回帽檐，聲音不高：“不用了，碑在心里，移不走。”

翌日清晨，火車向北。章水在車窗外迅速后退，像一卷過去的戰地日記。沒有哨音，也沒有敬禮，張赤男的故事就這樣留在了那片丘陵。楊成武輕輕合上眼，車廂再次陷入安靜，只剩鐵軌與風的碰撞聲，斷斷續續地講述著未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