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現在的成年人都沒有大人的感覺？而父輩們卻恰恰相反？

刷著手機，外賣剛送到門口，小李琢磨著周末游戲打到幾點合適。微信里老媽發來一張照片：照片上那個穿著工裝、肩扛著的幼年的小李、眼神篤定得像座山的青年，就是當年才25歲的小李父親。

小李突然有點恍惚：自己都三十了，為啥還總覺得自己是個“超齡青少年”？而照片里那個年輕爸爸，卻早早就活成了人們心里“大人”該有的樣子？

這感覺不是個例，教育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59.6%，年輕人普遍在校園里待到22歲甚至更久。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明確記載：1990年，我國男性平均初婚年齡是23.57歲，女性22.02歲；而到了2022年，這兩個數字已分別躍升至29.28歲和27.95歲。

我們踏入社會、組建家庭的門檻，實實在在地被推后了五六年。

這推遲的幾年，恰恰是塑造“成人感”的關鍵期，父輩們二十出頭就一腳踏進社會熔爐，工作、養家、育兒幾副擔子同時壓上肩膀。

沒有緩沖，沒有“預備役”，生存的本能逼著他們快速硬朗起來。就像老話說的：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生活的鞭子抽下來，自然就“立事”了。

而今天的我們呢？漫長的求學路像一條精心鋪設的緩沖帶。社會也織就了一張細密的安全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已達10.5億人。

養老、醫療、失業，這些曾經需要家庭和個人硬扛的重擔，現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分擔了。責任被分攤了，“大人”這個角色的重量感自然就輕了。

父母那一代，養老送終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責任；如今，社會化的養老服務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過去帶孩子是全家齊上陣的“系統工程”，現在托育機構、專業教育服務層出不窮。

當壓力被多方分擔，“頂梁柱”的體驗感也就稀釋了。

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過早地、全方位地窺見了成人世界的復雜與狼狽。社交媒體上，中年人的疲憊、職場的不公、婚姻的一地雞毛，都赤裸裸攤在眼前。

美國心理學家杰弗里·阿內特提出的“初顯成年期”理論指出，現代青年在18至29歲階段更傾向于探索各種可能，對自我身份和社會角色的認同是流動的、延后的。

我們知道了太多“大人”背后的窘迫與無奈，對“長大成人”的想象，早就祛魅了。

父輩們對“大人”的認知，往往來自身邊有限的、權威型的榜樣：他們嚴肅、持重、擁有不容置疑的話語權。

而今天的我們，在信息洪流中浸泡長大，看遍了人生劇本的千百種寫法。有人四十歲重啟學業，有人選擇丁克逍遙，有人成為數字游民，有人旅居天涯。

當“標準答案”消失，“長大”的定義變得模糊而多元。沒有統一模板，也就無所謂“達標”與否——三十歲還追動漫、愛手辦？只要自己樂意，還有富余的錢，有何不可？

經濟獨立的門檻也水漲船高，父輩年輕時，或許一份穩定工作就能支撐一個家，單位分房曾是普遍福利。如今，動輒百萬的房價與平均工資之間橫亙著巨大鴻溝。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約為每平方米9814元。很多年輕人即使有了工作，經濟上仍難以徹底“斷奶”，買房置業、結婚生子這些傳統“成人禮”的完成度大打折扣。

經濟基礎懸而未決，“大人”的上層建筑難免搖搖晃晃。

成人并非一個固定的終點，更像一條隨時代蜿蜒的河流。每一代人都在各自的歷史河道里，摸索著屬于自己的“長大”方式。

父輩的篤定，源于時代賦予他們的清晰路標和不可推卸的重擔；我們的“延遲感”，則映照著選擇的多元、責任的分散與生存成本的陡增。

被父輩調侃“不像個大人”，可以笑著應一句：“你們那會兒是摸著石頭過河，咱現在是趟著信息洪流找路，都不容易！”聊到這吧，下次接著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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