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母親林徽因，梁再冰：是她全力以赴為我們全家做了這一切

一九四二年臘月，川南李莊的寒風裹挾著江霧撲面而來。木門吱呀一響，林徽因捂著胸口，悄悄咳了兩聲，又抬手把散落肩頭的鬢發撥到耳后。屋檐下，八歲的梁再冰和五歲的弟弟梁從誡在泥地里踢著一只布球，笑聲不斷。正是這種尋常的溫暖，后來深深烙進了女兒的記憶。

多年以后，梁再冰翻看那段戰火日記，低聲感嘆：“母親用盡全力，為一家人撐起了天。”這句樸素的話，像一盞暗夜微燈，把零散往事串成清晰的軌跡。

時間撥回一九二三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院里，一個短發姑娘埋首圖板，夜里常把餐叉當鉛筆捏在手心。這位姑娘便是林徽因。三年修完四年課程，她拿到美術學士，不停歇，轉身又跑去耶魯戲劇學院，在舞臺美術工作室里刷了半年顏料。同行驚嘆她的速度，不得不說，天賦與勤勉并存時，往往事半功倍。

同一時期，梁思成在哈佛攻讀研究生。資料顯示，他的碩士論文寫到凌晨，被同寢室同學戲稱“哈佛燈塔”。兩人一個鐘情東方屋脊曲線，一個迷戀哥特飛扶壁，志趣相投，很快碰撞出火花。

一九二八年二月，太平洋彼岸春寒料峭。溫哥華小教堂里，婚禮鐘聲剛落，梁思成為新娘戴上鑲孔雀藍寶石的戒指。牧師“愿意嗎”的提問只等到短短兩字——“我愿”。賓客拋撒的粉紅康乃馨在空中旋轉，落在薄紗與肩頭，卻落不下兩人日后行囊里密密的工作計劃。

蜜月尚未結束，一封加急電報從北平飛來。梁啟超言辭簡短，催子歸國。清華原本是首選，可政局急轉，職位落空。經過輾轉考量，梁思成與林徽因把行囊拐向沈陽，踏進張學良新辦的東北大學。校長賞識他們的學識，開出在當時極為闊綽的八百與四百元月薪。建筑系正式掛牌時，名單里只寫下夫妻二人的名字。

課堂上，林徽因穿一襲淺色衫子，笑著帶學生去昭陵、沈陽故宮寫生。她的板書快如行云，轉身又用流利英文解釋哥特拱券。有學生回憶，那是自己第一次在教室里聽到“空間感”這個詞兒。可惜好景不長，一九二九年初冬，梁啟超病危，夫婦匆匆南下北平。三天后，國學巨匠撒手。八月，長女降生，為紀念外公，取名再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三省烽煙大起。林徽因又一次收拾行囊，帶著襁褓幼女回到北平。此后幾年，夫妻倆把全部心血傾注在中國古代建筑的田野調查。山西、河北、陜西的土路上，他們騎毛驢、睡破廟，手握卷尺與素描本。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的橫空現身，正是這條道路上最耀眼的獎賞。梁思成在報告里寫，“此殿一出，群文訝目”，簡短八字，道出所有激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盧溝橋槍響，北平危急。日軍隨后遞來所謂“東亞共榮協會”聘書，條件優渥，意在拉攏。梁思成攤開電文，只說了句：“絕無可能。”林徽因點頭，立即謀劃撤離。醫生這時才發現她肺部已有空洞，警示不能勞累。可形勢緊迫，顧不得多想，資料與簡行李打包，踏上逃亡。

秋風里，鐵路成了唯一臍帶。天津、濟南、漢口、長沙，隊伍越走越小，卻越走越堅決。天津存入銀行的數十箱測繪底本最終葬身戰火。資料沒了，命還在——這成了夫妻倆互相寬慰的話。

一九三八年冬，長沙大火之后，通往昆明的道路被難民擠得水泄不通。一路顛簸，林徽因高燒四十一度。她昏睡間，只聽見女兒輕聲問：“媽媽，我們還要走嗎？”她掙扎著睜眼，“去一個能讀書的地方。”寥寥數語，撐住了一家五口的意志。

抵昆明后，西南聯大三間土房插滿竹枝當書架，夜里微風一吹簌簌作響。課要上，論文要寫，病要治，柴米油鹽也得張羅。林徽因身形愈發瘦削，卻依舊縫補孩子們的衣服，給學生批改圖紙。旁人不解，她只淡淡一句：“日子得過，房子要畫完。”

一九四二年，日機掃射長江上空。中央研究院、北大、清華數百名師生轉進四川李莊，梁思成一家也跟隨而來。當地多是木板房，潮氣逼人。林徽因的咳嗽加重，幾度吐血，仍不肯停筆。稿紙鋪滿桌地，孩子們偷拿幾張折小船，她也只是笑。有人勸她多休息，她搖頭說：“戰后要重建的城市等著我們，圖樣不能停。”

衣服當了、首飾賣了，換回的米面總是先緊著老人和孩子。那時的再冰常在同窗日記里寫，“家里有說有笑，晚飯有熱湯。”她并不知道，母親正把自己僅有的呢子大衣送進當鋪。

抗戰勝利后，北平迎來短暫安寧。林徽因身體再難支撐，卻依然主持清華建筑系復校，籌備中國營造學社的資料搶救。她坐在病榻上，用僅能抬得起的右臂口授，指導年輕人繪圖量尺。西方現代主義當時風頭正盛，可她始終提醒學生，別忘了腳下的土地，“中國建筑的靈魂，就在飛檐之下”，這句話后來成為一代建筑師的座右銘。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春寒未褪，林徽因與病魔纏斗后撒手離去，年僅五十一歲。靈車緩緩駛離北京同仁醫院，雨絲打在車窗，梁再冰握著母親的手稿，沉默無言。這些紙面上，散落著佛光寺的榫卯、應縣木塔的斗拱，也盛滿了母親對家庭最后的牽掛。

再冰成熟后才真正明白：母親在建筑史上鐫刻下的成就固然輝煌，但于一個女兒的心里，更難忘的是那一碗冒熱氣的稀飯、那句“去一個能讀書的地方”。所以她才說——是林徽因為整個家傾盡所有，這話淡而不空，輕卻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