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深秋，地點是紅墻內(nèi)的中南海。
有個正準備南下上任的干部，特意繞道來跟老領導道別。
剛跨進門見到毛主席，他手腳都不知往哪放，顯得格外放不開。
主席盯著他看了兩眼，冷不丁拋出一句：“怎么都不還要來瞧瞧我？”
這話聽著像是家常埋怨，實則是一記政治上的“解凍”信號。
站在主席跟前的這位，名叫朱光。
再過幾天，他就得跟著大部隊往南開拔，去接手剛剛打下來的廣州城。
要是去翻翻朱光的老底，你準得納悶：主席夸他是“江南才子”，連美國的那個女作家威爾斯都把他跟廖承志捧在一起，說是紅軍里的“兩支筆”。
畫畫、寫詩他在行，當年廣州起義時大伙兒脖子上系的紅領帶，也是出自他的手筆。
可你要是把他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零年主政廣州的那段日子扒開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位“詩人”算計起家底來，比誰都摳，下起手來，比誰都狠。
因為他接手的廣州，壓根不是什么詩情畫意的地方，而是一個隨時會炸的火藥桶。
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面上看著是解放了，里頭卻是殺機四伏。
那會兒葉劍英是市委一把手兼市長，朱光給他打下手。
兩人接過來的是一副什么樣的爛牌？
簡直沒法看。
頭一個大麻煩就是治安。
國民黨跑路前，把監(jiān)獄大門敞開了，還特地把躲在港澳那邊的土匪特務給撒了回來。
當時城里頭，沒了管束的散兵游勇就有十萬之眾。
十萬人是個什么概念？
等于是在老百姓身邊埋了十萬個不定時炸彈。
最亂的時候，廣州一天之內(nèi)，光是搶劫殺人的案子就能有四十六起。
特務甚至囂張到開著大卡車，埋伏在岔路口，要把葉劍英的座駕給撞翻。
得虧司機反應快躲過去了，可車身上全是彈孔，驚心動魄。
除了搞暗殺，這幫人還敢往市領導的院墻里扔手雷。
面對這種爛局，擺在管理者面前的路子通常就兩條：
頭一條，全城戒嚴，靠正規(guī)軍死死壓住。
這法子省事，可本錢太大，而且很難把混在人堆里的壞種給揪出來。
第二條，也就是朱光和市委最后拍板的路子——發(fā)動老百姓，“以人治人”。
這筆賬他們算得明白：解放軍剛進城，兩眼一抹黑，抓特務那是海底撈針。
誰最清楚哪個人不對勁？
是街坊四鄰，是那些在地下堅持斗爭多年的老黨員。
朱光配合葉劍英，火速織起了一張大網(wǎng)。
這張網(wǎng)由兩塊料拼成：六千多個工人組成的糾察隊，加上七千多個居民湊成的治安小組。
這招看著“笨”，其實是最高效的“活雷達”。
靠著原有的地下黨穿針引線，這張大網(wǎng)瞬間鋪開。
那十萬散兵和特務，被正規(guī)軍的拳頭和群眾的人海一夾擊，立馬就散了架。
才過三十來天，街面上的秩序就順過來了。
槍聲是稀了，可肚皮的問題更讓人頭疼。
剛解放那會兒，工廠熄火，鋪子關張，大把的工人和讀書人沒了飯碗。
人要是沒了生計，剛壓下去的亂子，轉(zhuǎn)頭就能再燒起來。
這就到了考驗膽識的時候，朱光拍了個板，搞“以工代賑”，要把城市翻個新。
他沒選直接發(fā)救濟糧那條路——那是無底洞，填不滿。
他琢磨著把這些“閑人”變成“建設紅利”。
朱光把這些沒活干的人攏到一起，干啥去？
修橋鋪路，掏陰溝運垃圾，栽花種樹。
這筆賬算得那是相當精：
一邊是廣州這地方，舊社會留下的底子是個消費城，臟亂差得沒法看，急著要收拾，可官府兜里沒那么多錢請工程隊；另一邊，大把人閑著張嘴要吃飯。
把這兩頭一湊，既把城市臉面洗干凈了，又把失業(yè)人的嘴堵上了，還避開了光發(fā)錢不干活的財政窟窿。
沒過多久，機器轉(zhuǎn)了，書聲響了，水通了燈亮了。
那個曾經(jīng)垃圾遍地的舊廣州，開始有了點“花城”的意思。
好多管城市的，只知道修馬路蓋大樓，不懂城市的“魂兒”在哪。
到了一九五五年，局勢已經(jīng)穩(wěn)當了。
這時候，朱光干了一件在那輩干部里挺少見的事兒。
他在越秀公園，就是五羊石像那個坡上，題了一首詞：“廣州好，城古越千年，飽閱滄桑消劫濟燼，緬懷締造接前賢，山立五羊仙”。
寫詞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提出來要把“五羊化石”這個傳說，弄成一個實打?qū)嵉牡袼堋?/strong>
在那個大家剛能吃飽飯的年頭，花錢搞這種藝術品，會不會被人戳脊梁骨說是“搞形式”？
朱光心里的賬本很清爽：一個城市，光有水泥盒子不行，得有圖騰，得有個讓老百姓看一眼就覺得“這是咱家”的標志。
他不光動嘴提，還親自盯著人搞創(chuàng)作。
直到今兒個，那座五羊石像還是廣州最硬的招牌。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朱光在廣州操持了十一年。
回過頭來琢磨朱光這個人，你會覺著他骨子里有一股子拗勁。
這股勁頭，保不齊是打一九三五年那場大難里磨出來的。
那是長征路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朱光跟著紅四方面軍走。
可他那會兒的身份，既不是當官的，甚至都不是黨員——他被開除黨籍了，是戴著鏑子走上長征路的“犯人”。
一個戴著刑具的人，要翻雪山、過草地，還得躲天上的炸彈。
換個人，估計早死在路邊溝里，或者直接瘋了。
可朱光愣是一步?jīng)]落下，拖著又病又殘的身子挪到了陜北。
他在太行山上給朱老總當過筆桿子，在東北當過齊齊哈爾和長春的市長，最后在廣州留下了抹不去的一筆。
“我這輩子最大的念想就是當個革命詩人，如果要說當官，最大的愿望也就是當個連隊指導員?！?/strong>
他盼著自己“心里像個明鏡，明如鏡，清如水”。
一九六六年，朱光走了，享年六十三歲。
銀河革命公墓里那副挽聯(lián)，興許就是對他這一輩子最貼切的總結(jié)：
“為國為民革命功勛留史冊，全心全意光榮事業(yè)在人間?！?/p>
那個當年戴著腳鐐走完長征的“囚徒”，那個在亂世里精打細算每一枚銅板的市長，最后用他的實干，給廣州這座城寫下了最長的一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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