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的拂曉,安慶城外的北門高墻陰霾籠罩。王步文被押赴刑場時,仍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長衫,臉色卻比天色更從容。雨絲貼在他顴骨上,守衛悄悄咕噥一句:“這人真是不要命。”王步文聽見了,只回了六個字:“革命自有后來。”幾小時后,子彈劃破清晨的霧氣,他留下32歲的生命和一紙不足百字的絕筆。
這封紙頁微黃的《致復蘇》后來被收入安徽省檔案館。那是送給妻子方啟坤的訣別:“復蘇愛妻,我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哀……”寥寥數語,如匕首般深刻,字跡卻穩若靜水。若不了解兩人的往事,很難讀出每個字背后的重量。
把時針撥回到1918年秋。彼時的安慶城并不平靜,日僑流氓橫行,常在黃昏時分欺辱行人。14歲的方啟坤放學同學而行,突遭兩名東洋浪人攔路。街口人來人往,卻無一人敢伸手。千鈞一發間,身材清瘦的王步文自對街沖來,他一句“住手”還回蕩在巷口,擅闖者已被他一記掃堂腿撂倒。方啟坤捂著淚眼看他,卻沒來得及問姓名。這幕“英雄救人”的橋段流傳在校舍,成了姑娘們口中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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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五四運動點燃南北學潮。安慶的街頭,王步文在臺上聲嘶力竭呼喊“拒日貨、救中國”,臺下的方啟坤認出那張臉,心里猛地一熱。她悄悄寫了張字條遞過去:“謝謝你當年的相救。”三年后,兩人攜手成婚,證婚人是同在北京任教的友人。婚禮簡單到只有一壺茶,卻勝似千金。
結婚沒多久,時代風云驟變。1927年4月,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一夜之間槍聲四起。王步文受命留守中共中央組織部,方啟坤挺著七個月的身孕做交通聯絡。街頭白色恐怖陰影逼近,他們本該立即轉移,可火車票被特務管控,輪船碼頭也層層盤查。僥幸借到朝鮮僑民居所暫避,直到第三天才登上駛往武漢的客輪。
船靠安慶碼頭,王步文低聲囑咐:“先回家待產,過幾日再匯合。”方啟坤點頭,內心卻像被鋼絲絞緊。果然,剛踏上老街,特務撲來,將她押進飲馬塘監獄。嚴刑逼供、威脅利誘,換不回一句口供——她只答:“我是王家的下人,不知主人去向。”審訊無果,敵人怒判死刑,卻因她臨盆在即推遲執行。七月,她在安慶基督醫院產下一子,取名“愛生”,寄望于苦難中發芽的生命。生產第五天深夜,黨組織喬裝成護工將母子救走。那場冒險,方啟坤后來憶及,只說了兩個字:“值當。”
1929年冬,上海法租界一棟舊樓里,王步文秘密主持黨校,講授列寧《國家與革命》。每當夜深,他伏案批改學員讀書報告,咳嗽聲在逼仄樓道里回蕩。方啟坤守在灶臺,一盞煤油燈照著算盤和賬本,還得留神窗外探頭探腦的陌生影子。日子雖苦,兩人卻從未后悔。王步文常安慰:“四萬萬同胞都會記得今天。”方啟坤笑他浪漫,卻也陪著熬夜做聯絡、寫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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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中央命令王步文回皖組建省委。那是一份必須搶在反動勢力前面的賽跑。機關選在江邊的破舊祠堂,開會時蚊蟲亂飛,有人索性打赤膊。王步文咳得更厲害,身體幾近透支,仍逐鄉奔走。方啟坤一邊籌糧送錢,一邊勸他歇歇。“大事未成,哪敢歇?”他笑著擺手。
厄運還是降臨。1931年2月,叛徒告密,王步文在蕪湖被捕。省港碼頭上下,謠言四起。方啟坤知道不能等,她想到在北京大學執教時結交的蔡元培——此時已是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她連夜動身,乘最早一班江輪趕向南京。一路風聲鶴唳,她揣著一張寫有要事的便箋,連覺都不敢睡。
抵達南京當晚,蔡府燈火未熄。蔡元培體態清瘦卻精神矍鑠,聽罷來意,沉默許久,只說:“容我試試。”第二天清晨,他著長衫步入國府大樓,求見蔣介石。門外小雨淅瀝,青石階濕滑。至黃昏,蔡元培回府,疲憊得幾乎說不出話。他把一張去安慶的船票塞給方啟坤:“你放心,沒事了,快回去團聚。”簡短一句,像是承諾,又像是祈禱。
方啟坤心頭的石頭落地,帶著孩子連夜登船。誰知船尚未靠岸,就遠遠看見碼頭布告欄貼滿了通緝與示眾名單。“王步文——已正法”幾個紅字像刀子。她栽倒在甲板,抱著孩子泣不成聲。醫館醒來,窗外是喧囂的渡口,一切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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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一封來自南京的信送至手中。蔡元培寫得異常誠懇:“我騙了你。我見到蔣時,槍決令已經簽發,無力回天,只愿你節哀。”紙面微皺,墨跡未干。世道陡峭,人言亦難憑。
王步文的犧牲并未讓方啟坤退卻。她把那封絕筆書和黨組織送來的遺物一起包好,埋在衣箱底。家里一下子要養活八口人:公婆年邁,三位小叔尚未成家,懷中又抱著襁褓嬰兒。為了米面油鹽,她先在湯池保小學教書,課余到街角繅絲坊打零工,深夜挑燈扎繡花襪。校方嫌她“政治背景復雜”,多次借故扣薪。生活逼仄,她仍堅持“教娃子識字,也算續他未竟的事業”。
抗戰全面爆發后,安慶淪入日寇鐵蹄,方啟坤帶著長大的王愛生輾轉鄉間。土墻茅舍里,她把丈夫的故事當睡前課本講給兒子聽:“記住,你爸是怎樣的一條漢子。”炮火最近時,他們躲在地窖,外面碎瓦飛濺,母子卻蟄伏如石。苦難四面壓來,她靠一股韌勁死撐。
1944年秋,王愛生在地委機關工作,迎娶了同樣從事地下交通的姑娘柳亞清。婚宴極簡,一桌飯菜擺在油燈下,方啟坤抿著淚,給新人披上粗布紅巾:“愿你們活得平安,有本事就把國家給我守好。”屋外蟲聲唧唧,像戰靴遠去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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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到1949年10月,天安門城樓上的禮炮劃破長空,華夏換了顏色。消息傳到安徽,方啟坤沉默良久,隨后捧著丈夫當年的手跡,同家人悄然登上江邊小船,逆流而上去到那座荒蕪小嶺。松土、添香、擺飯菜,她把那封絕筆書輕輕壓在青磚下,低聲告訴墓中人:“你說的光明,真的來了。”
王步文終年三十二載。有人統計,他任安徽省委書記不過百日;但在那百日里,他重建了全省黨的組織,部署農運、兵運、學運,給后來的抗日根據地埋下火種。方啟坤的堅守,則讓這團火免于熄滅。歷史檔案里,冰冷紙張寫不出人心滾燙,只能留下稚拙筆跡:財產由你承繼,志愿由你繼承——言簡意永。
若問這份“志愿”究竟是什么?答案藏在1949年的那一聲禮炮,也刻在皖江兩岸無數無名碑石上。有人倒下,有人挺身,步步相接,才讓那條曲折的道路最終抵達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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