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評論：毛澤東創辦第一份報刊，一天爆賣2000份，四次趕工加印

1919年7月14日破曉，湘江碼頭的晨霧尚未散盡，一摞剛印好的《湘江評論》被抬上竹排。毛澤東披一件舊長衫，卷著褲腳站在岸邊，望著對岸微光熹微的城樓。他知道，長沙這座城，今天會被一份薄薄的報紙攪動。

第一期共印二千份。日頭升到城墻上時，報紙已售罄，街角書攤的伙計大聲嚷著：“賣完咧！”毛澤東聽見，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轉身就奔向印刷廠：“再加印！”這是他當天第四次發出同樣的指令。

這場“小旋風”的醞釀，并非一朝一夕。故事要回溯到1918年4月17日，長沙城外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一間瓦房，十幾名年輕人圍坐，點著煤油燈，成立了新民學會。那晚的議題只有一句話：怎么救中國？有人說留日，有人說辦學，毛澤東卻反問：“救國要先救人的思想，不然何以立命？”一句話把眾人問住了。

半年后，這群人陸續上北漂的火車。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長廊里，毛澤東做助理員，登記訪客，抄錄書目。薄薄的工資，只能勉強糊口，但巨大的藏書讓他如饑似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就擺在閱覽室最顯眼的位置，他幾乎每期必讀。可讀得多了，疑問也來了：為什么報上熱烈討論民主與科學，而南北大地依舊沉悶？難道思想只能停在書頁里？

一次，他陪同學去食堂的窄巷買饅頭，隨口說：“《新青年》好是好，可惜只飛進少數人書包。”朋友問那怎么辦？毛澤東笑得爽朗：“自己動手，做一張人人都看得見的報紙。”

想法萌生，卻被現實絆住。經費不夠、場地難尋、同伴或忙于籌措赴法學費，或陷入求職焦慮。更大的難關是時局——湖南軍閥張敬堯駐兵長沙，新聞檢查嚴如鐵桶。就在這時，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驟然爆發。巴黎和會割讓山東的消息點燃了全國憤懣，北大學生一聲吶喊，余波震蕩江河。

毛澤東趕回長沙，帶著新民學會的骨干跑遍各校。三天里，他睡在竹椅上，晝夜奔走。動員會上，他攤開草稿紙：“國若不存，學何所依？罷課，先從明早做起！”有學生遲疑：“張敬堯的槍口呢？”毛笑說：“槍口只能封住嘴，封不住心。”短短一周，長沙二十多所學校齊刷刷停課，游行標語寫滿城墻。

運動需要喉舌。《新青年》行文洗練，卻對湖南學子來說太遠。毛澤東決定在腳下這片土地上起爐灶。6月，租下文廟附近一間狹小鋪面，聯絡湘鄂印刷公司，紙張、油墨一切從簡。刊名本來還有“湘流”“衡岳”幾案，他提筆揮就“湘江評論”四字，意寓湘水東去，激蕩九州。

辦報首要是稿件。他寫得最快，常常一夜三四篇。蔡和森在北京捎來《世界大事述評》，何叔衡寄稿《湘江雜評》，李維漢寫“新文藝”專欄，稿不夠就“我來填”。排版工資付不起，他干脆學排字；鉛字滴著鉛汞，他照排不誤。

7月14日清晨，首刊印成。頭版標題《民眾大聯合》赫然在目，副刊刊出《敬告湘省學生》，擲地有聲。毛澤東扛著一捆報紙走上街頭，吆喝聲從寶南街一直到潮宗街。“看看時事咯！新報《湘江評論》！”行人駐足，二分錢一份，不到午時售罄。熱浪滾來，印刷機連軸轉，四次加印，仍難滿足需求。

有意思的是，報紙的讀者不止學生。米粉攤老板將油漬手一抹，邊讀邊點頭；渡船艄公把櫓一撂，大聲朗誦；就連茶館里的老秀才，也難得地點贊：“文章生猛，有火氣！”這正是毛澤東期待的景象——思想走出象牙塔，踏進泥土地。

然而，熱度越高，危險越近。八月下旬，長沙城頭插滿張敬堯的旗幟，他的參謀長拍桌子：“這《湘江評論》，毒！”一紙禁令，湘鄂印刷公司被封，已排好的第五期被撕毀。士兵沖進編輯部，翻得一地狼藉。面對搜捕，毛澤東從后窗翻出，沿湘江夜行，身影隱入雨幕。

報紙停刊僅兩月，卻給湖南帶來前所未有的震蕩。后來研究檔案的史家統計，《湘江評論》四期總發行逾一萬五千份，以當時長沙人口基數折算，閱讀率遠超同類刊物。更關鍵的是，它培養了第一批主動把“國家、民族”掛在嘴邊的湖南青年。

多年后，湖南要恢復地方黨報，省里領導拿著《湘江評論》的舊本請示：能否舊名新刊？毛澤東沉吟片刻，笑著寫下“新湘評論”，意在繼往開來，莫忘初衷。老報雖短命，卻像火種，點燃了后來無數人的胸膛。

回想1919年那座江城，一條黃包車、一把油紙傘、一位年輕人肩挑報包穿梭巷陌，呼喊聲里混著蟬鳴與車輪聲。《湘江評論》的故事便從那里起步，四期紙張，寫盡了一個二十六歲青年的雄心，也在動蕩歲月中留下了鮮明的注腳，使后人得以循著紙頁的墨香，窺見一段激情燃燒的歷史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