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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說,重大境外投資,必須兼顧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的一體化目標,必須“帶刀護衛”,“持槍經商”。
中國香港長和集團在巴拿馬運河港口近30年的投資遭遇,即前期投入超18億美元盤活港口,卻被巴方以違憲為由強行剝奪經營權。
這是中企海外投資受地緣政治裹挾的典型案例,為我國投資“走出去”提供了深刻且務實的慘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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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須用長遠的眼光研判地緣政治風險,規避戰略敏感領域陷阱。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關鍵航運樞紐,是美國地緣戰略的核心關切點,中企在此類領域投資,即便合約合法合規、經營成果顯著,也易成為美國遏華的目標。這啟示中企“走出去”前,需全面評估投資目的地的地緣格局、與大國的戰略關聯,重點排查被域外霸權勢力操控的敏感領域,避免盲目進入易引發博弈的核心節點項目,優先選擇非戰略敏感、契合雙方務實需求的合作領域。
第二,合約合規需兼顧當地法律與實際執行力,筑牢法律保障防線。
長和集團與巴拿馬政府的運營合約已履行近30年,且完成合法續約,卻仍被當地最高法院以違憲為由推翻,凸顯海外合約的“紙面效力”不等同于實際保障。中企需摒棄“合約即安全”的認知,一方面要嚴格遵循當地憲法、投資法規,確保合約條款符合當地法律框架,避免留下法律漏洞;另一方面要提前評估當地司法獨立性、政策穩定性,警惕“司法被政治綁架”的風險,同時完善合約中的違約賠償、爭議解決條款,明確突發情況下的權益保障路徑。
第三,理性把控投資規模與周期,避免過度綁定單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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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集團在巴拿馬運河港口持續投入近30年、累計超18億美元,長期深度綁定單一項目與單一市場,一旦遭遇政策突變,前期投入難以收回、損失慘重。這啟示中企海外投資需秉持“適度分散”原則,控制單一項目的投資規模與周期,避免過度依賴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同時優化投資布局,通過多元化布局分散地緣政治、政策變動帶來的風險,提升抗風險韌性。
其四,平衡商業利益與本地融合,降低外部干預空間。
長和集團雖為巴拿馬打造了現代化港口、創造了大量就業與稅收,但仍未能抵御外部壓力。這警示中企“走出去”不能只關注商業回報,更要深度融入當地發展,強化與當地政府、民眾、企業的利益綁定,通過帶動本地就業、助力民生改善、分享發展紅利,提升項目的本地認可度與不可替代性,減少域外勢力干預的空間,構建“利益共同體”以增強項目穩定性。
第五,需強化風險預警與應急處置,聯動國家層面保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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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巴方裁決前,美國國務卿已專程訪巴施壓,中企若能提前捕捉這一信號、及時啟動應急預案,或可減少損失。這啟示中企需建立常態化海外投資風險預警機制,密切跟蹤目的地的政策變動、地緣動態,及時捕捉風險信號;同時加強與國內相關部門、駐外機構的聯動,依托雙邊投資協定、國際商事調解機制,在遭遇不公對待時積極維權,避免孤立應對。
綜上所述,巴拿馬運河港口的投資遭遇,本質上是中企海外投資面臨“霸權施壓+本地政策突變”雙重風險的集中體現。這也給國家層面如何確保我國的境外投資安全提出了重大課題:如何確保我國境外投資的安全?如何確保境外企業的合法權益?總之,我認為境外重大投資,必須“帶刀護衛”,建立在同步在該國駐軍的基礎之上。
一句話,重大境外投資,必須兼顧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的一體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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